论文关键词：五四时期罗家伦社会改造
论文摘要：五四时期，身为青年学生的罗家伦在社会改造的大潮中．通过自己的学习、思考和实践，形成了对中国社会改造问题的初步认识。他主张以思想革命为社会改造之首，主张问题与主义并重、文化运动与群众运动并举的改造方针。罗家伦的社会改造主张代表了一部分受到自由主义思想影响的青年学子对社会改造问题的看法．表现出了渐进改革的思想趋向。
罗家伦(1897一1969)，字志希，浙江绍兴人。1917年人北京大学，是五四时期的风云人物之一。新文化运动中，他和傅斯年一起创办的《新潮》杂志是当时影响仅次于《新青年》的重要刊物。罗氏在“五四运动”中表现活跃，起草了《北京学界全体宣言》，提出了“外争国权、内除国贼”的斗争口号，并率先使用“五四运动”这一名词〔’〕。“五四运动”后，罗氏先后赴普林斯顿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牛津大学、柏林大学、巴黎大学等世界知名学府留学六年，回国后曾任国立清华大学和中央大学校长、中华民国首任驻印度大使、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史史料委员会主任委员、国史馆馆长等职，在思想、文化和学术领域留下了大量的著述文字，在民国思想文化史上曾产生了相当的影响。然而，长期以来，由于意识形态因素的影响，国人对罗氏的所作所为一直知之甚少，对其在民国思想文化史上的影响和地位更是无从认识。本文拟对五四时期罗氏的社会改造思想做一粗浅的探讨，藉此弥补学术界在这方面研究的不足。
一、以思想革命为社会改造之首
“五四”时期，思想界最为突出的潮流莫过于思想改造、文化更新，即主张从思想文化上变革国人的世界观、人生观，从提高国民素质、造成现代国民性人手，达到改造社会的目的。用林毓生的话来说，就是中国知识分子中存在着一种“借思想文化以解决问题”的思想模式。它所包含的基本信念是:文化改革为其他一切必要改革的基础。或者说，它是一种强调必先进行思想和文化改革然后才能实现社会和政治改革的研究问题的基本设定闭。陈独秀在新文化运动之初就已指出，“伦理的觉悟，为吾人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3J，这是他总结辛亥革命失败的教训，在痛定思痛之后得出的发人深省的结论。李大钊也曾宣称，为了创造青春的中国，青年应当敢于“犯当世之不进，发挥其理想，振其自我之权威，为自我觉醒之绝叫;(4J。胡适对于封建礼教束缚、窒息人的思想的罪恶痛加揭批:“正因为二千年吃人的礼教法制，都挂着孔丘的招牌，故这块孔丘的招牌―无论是老店，是冒牌―不能不拿下来，捶碎，烧去。;(s7鲁迅更是“改造国民性”的先锋，他的《阿Q正传》、《孔乙己》等小说是对中国落后国民性的无情鞭挞。这些新文化运动的先驱们正是认定了必须从改变国人的思想和文化心态人手，展开一场持续、深人、彻底的思想改造和解放运动，中国才能有救。这种看法几乎成为新文化人共同的思想基础，罗家伦自然也不例外。他说:“思想的来源，是一切运动的原动力，没有思想未曾改变而行动可以改变的。所以我们文化运动的目的是―‘以思想革命，为一切改造的基础’p"[6}1919年11月，他在复张继的信中说:“我们认定中国现在政治社会的不良，就是人民的思想不曾变换。我总觉得中国辛亥革命与俄国革命，有一个大不同的地方，就是中国的革命，是以金钱权位运动军队来的;而俄国的革命，是以思想主义征服军队来的―其实不但是征服军队，并且征服一切平民。所以俄国的革命愈革愈好，中国革命愈革愈坏。”罗氏的这段评述虽有不确切的地方，但认定国人的思想观念未曾变换是辛亥革命失败的主因，则是大致不错的。他进而指出，中国的思想界有“三种毒素”，即“奴性”、“专制”和“昏乱”。因此，思想革命的内容就是:(一)变奴性的思想为独立的思想;(二)变专制的思想为平民的思想;(三)变昏乱的思想为逻辑的思想〔}7。这三项原则，可以看成是五四时期罗氏倡导思想革命的总纲。为了彻底清除中国思想界的“奴性”、“专制”与“昏乱”，他在《新潮》、《东方杂志》、《晨报》等刊物上发表了不少文章，猛烈抨击封建礼教对人性的压抑，宣扬思想自由、妇女解放。同时他还大力宣扬实验主义，将科学方法引人中国的学术思想界，以改变国人思维方式中的空泛、笼统、附会等缺陷[8}。他还将文学革命也纳人到思想革命的轨道，认为“文学革命不过是我们的工具，思想革命乃是我们的目的’}Cs7。罗氏的这一信念自从五四时期确立后，始终坚持不变。
二、社会改造当以问题与主义并重
“问题与主义”之争是五四时期首先发生在胡适和李大钊之间的一场颇有影响的论争。胡适秉承实验主义的立场，对社会改造问题持循序渐进立场，认为“空谈好听的‘主义’，是极容易的事”，“空谈外来进口的‘主义’，是没有什么用处的”，“偏向纸上的‘主义’是很危险的”，因此应当“多谈些问题，少谈些主义”[B]。李大钊则认为问题与主义不能决然分开，二者“交相为用”，“社会问题的解决”，应有主义的指导;而“谈主义的人”，“也须求一个实验’’C}o7(p228-234)。后来胡适相继发表评论，改为主张少谈“抽象的主义”，也承认自己“对输人学理和新思潮的事业是极赞成的”〔””，而李大钊也承认自己从胡适文章中得到启发，承认自己“偏于纸上的空谈多，涉及实际问题的少，以后誓向实际的方面去作。这是读先生那篇文后发生的觉悟”Clod(p230)o由此可以看出，从总体上说，这场论争是发生在新文化阵营内部两个朋友之间的争论，论争的双方都从对方身上吸收了新的东西，从而深化了对问题的认识。这场论争也有助于人们对问题与主义关系的进一步理解，这可以从罗氏对该问题的看法中得到印证。罗家伦的基本看法是:社会改造当以问题与主义并重。他说:“没有主义，对于问题便役有基本的主见，但是谈主义，而不能应用他到社会问题上去，则这种主义终归于贩卖的，舶来的，定浮而无所依附的，对于社会有什么益处呢?’，[l2j1919年3月，罗氏在复易君左的信中就《今日之世界新潮》一文的文义进行解释时说:“我现在所研究的(说不到主张)是社会民主主义(SocialDemocracy)，是想根据现状，以民主主义的精神，先行改决社会各间题。;Cl:t7从问题与主义同等重要的思想认识出发，罗氏一方面积极宣传、研究西方学术、文化思潮，对五四时期的各种“主义”都曾广泛涉猎，以为解决问题的指导;另一方面他积极从事社会实践，探索解决各种社会问题的实际办法。如他曾参加平民教育讲演团的演讲，在风沙弥漫中对听众演讲《改良家庭户a7。他曾参观过唐山的矿场，对工人的困苦生活有深刻的体会[Cisl。他主编《新潮》，探讨社会问题，他还为《东方杂志》、《晨报》等报刊撰稿，广泛接触了社会各阶层，对社会的弊病有了探人的了解。“五四运动”爆发后，罗氏之所以热情地投人斗争之中，也是有着解决中国在巴黎和会上的外交问题的思想动机。所以，罗氏主张既要研究主义并以之作为解决问题的基础，也要将主义应用到解决问题的实践中去，二者不可偏废，这种认识是比较合理的。
三、社会改造要注重群众运动
在“五四运动”的巨大风暴之后，社会各界尤其是知识分子认识到了群众力量的伟大，开始把目光转向下层群众。罗家伦在总结“五四运动”的成败得失时，就提出了今后应当注意和重视群众运动.他并且对群众运动的缺陷、心理和方法逐一进行了论述。
罗氏认为，群众运动的好处就是“在大家分开来想不出办法的时候，合拢来的思想就可以凑成一种办法!分开来不敢做的事情，合拢来的勇气就可以鼓励去做”。但是，群众运动也存在着很多的缺陷，简言之，群众运动“最危险”的是“没有组织”、“个人的侥幸”和“领袖的投机”，所以，“中国的群众运动只能合起来做―有时不免乱做―而不能合起来想的”。正是因为群众运动有以上的缺陷，所以做群众运动的入必须先了解群众运动的心理，才能去做群众运动。在他看来，群众心理有三个方面，也就是做群众的三点要素;其一，群众是有惰性的。他们必定要认为只须一举手一投足就能成功的事，方才肯做。其二，群众运动的题目要简单。如辛亥革命之所以成功，就在于大家认同“革命―革命就是推翻满洲政府―推翻满洲政府，中国就会好”的简单公式，所以才肯视死如归，冒险犯难的。其三，发动群众运动，必定要一种极大的刺激。因为群众运动是“感情的作用多，理性的作用少。而感情的作用，尤赖乎极大的刺激”。经历了五四运动的罗氏对群众运动的缺乏组织深有感慨，他说:“请问北京除了我们两三万较有组织的学生而外，其余哪里有一个群众?,}ys〕可见，罗家伦对群众运动缺点的论述虽不乏合理的因素，但也流露出了一种轻视群众的倾向。
鉴于群众运动的上述特点，罗氏指出，群众运动开宗明义的第一章就是要“养成群众”，而养成群众的秘诀在于“养猴子的人，必须自己变成猴子”。要达到这种状态，必须做两件具体的事:}1)深人群众做专门宣传的事业。他诚恳地呼吁:“我们有志于群众运动的青年呵!……当和和气气，诚诚恳恳，不要取教训的态度;商人不知道的，我们当带了秤杆刀尺去告诉他们;工人不知道的，我们当背了斧头凿子去告诉他们;农人不知道的，我们当牵了耕牛，荷了锄头去告诉他们……去吧!去吧I时候不早了!”显然，罗氏希望青年学生能与群众打成一片，理解群众的心理，了解他们的生活，明白他们的疾苦，在此基础上开展必要的启蒙运动，以唤醒群众。(2)从解决平民的生计问题着手，是他们最关切不过的事，也是他们最感激不过的事。罗氏指出，让群众“按着肚皮去讲‘爱国’、‘救国’，是不成功的”，我们应当“为他们想一个特别补救的方法，或是教他们一种特别的技能”，以改善他们的生计。“我们说的话，要说他们心坎上的话;我们所要解决的问题，要解决他们切肤的问题。”[l6”这样沼料众就会跟着我们走。应该承认，罗家伦对群众运动的论述包含着许多真理的颗粒，特别是深人群众，解决群众最关切的生计问题等看法在当时是颇有见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