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20多年来，中国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社会成员间的收入差距也出现不断扩大的趋向。尽管对中国的基尼系数到底有多高，贫富差距到底有多大，学术界和有关部门还有不同的争论，但对贫富分化已经比较严重的判断，社会各界都给予了一致认同。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城市家庭的贫富分化”课题组[1]于2003年完成了对北京、广州、南京、哈尔滨、兰州五城市300户穷人和富人家庭的面对面访谈，研究结果证实了中国城市家庭存在严重的贫富分化的现实，本文试图在这一基础上，对当前城市贫富分化的基本特征、形成原因以及“适度”的贫富差距的价值评价标准等进行进一步的探讨。
一、当前城市贫富分化的基本特征
对贫富差距的度量，研究者基本依据的都是收入和消费这两方面的指标。从这两方面的统计和研究结果来看，城市的贫富分化现象在近年来呈现出以下基本特征：
1收入水平悬殊，收入来源呈反向变化趋势，两极分化显现
在西方发达国家中，最富裕的20%人口的财富一般是最贫困的20%人口的6-7倍，在贫富差距很大的美国，这个比例为10倍；国家统计局在1999年的抽样调查显示，中国城镇居民中收入最高的20%家庭与20%的最低收入家庭的人均月收入比为8：1，而北京市的这一比例为11：1.中国城镇的贫富分化程度已经超过了发达国家的水平。（杨宜勇、辛小柏，2002）如果拨开平均数字的迷雾，在现实生活中所感受到的贫富差距实际还要远高于8：1或11：1的比例，并且，低于平均收入水平的困难群体在数量上正在扩大，绝对生活状况还在下降。接受中国社科院本次非随机抽样调查的富人家庭年人均收入为8127.40元，穷人家庭年人均收入为351.74元，两者相差23倍左右。[2]富人的家庭年人均收入集中在4-15万，穷人家庭的年人均收入集中在人均收入0.27-0.8万，富人家庭最低的人均收入是穷人家庭最低人均收入的20倍（1万/0.05万），而富人家庭的最高人均则是穷人的30多倍（60万/1.8万）。按月均收入计算，打破地区界限，穷人家庭的最低月人均收入是42元（穷人户最低年人均500元除以12个月），而富人家庭的最高月人均收入则为5万元（富人户最高年均60万元除以12），后者是前者的1000倍以上。我们相信，由于受样本和其他因素的限制，以上数字还远不是贫富差距的极端反映。
从收入差距的形成和变化来看，贫富差距在近10年中越拉越大，社会已出现两极分化的特征。城镇居民的收入差距扩大始于1980年代中期，急剧扩大发生在1990年代中期。1988年城镇居民货币收入的基尼系数为0.23，1995年达到0.33，到2000年，据估算又比1995年上升了10-15%.自1990年代中期以来，城镇收入差距扩大的速度甚至已超过了农村。（李实，2002）
如果将收入界定为由工资、工资外收入、实物补贴、福利、资本收入、赠与等内容构成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富人与穷人的收入来源在近年中出现了方向几乎相反的变化：
富人的收入来源越来越呈现出多样化和增值速度快的特点。表现在，第一，工资外收入和资本收入，如商业利润、投资分红、股票收益、兼职收入、讲课费、稿费等等在总收入中占有越来越重要的比重，而且这种收入结构在富人中具有极高的普遍性。与此同时，由于存在一些不公平的“逆向调节”政策――收入地位较高的群体常常得到更高的福利分配，而较低的群体相反――许多在“体制内”就业的“新富人”仍保持着对社会稀缺性福利资源的占有，继续享有体制内的福利和实物补贴，享有住房、公费医疗、养老、加薪等等福利性、实物性收益；第二，富人通常拥有的货币资本和人力资本具有收益率高、增值速度快的特点。在市场规律支配下，货币资本收益按几何级数增长与工薪收入按算术级数增长，资本收益在社会总财富增量中的比重愈益上升，财富迅速向富人手里集中的趋势不可避免；此外，许多富人较高的人力资本，如高学历、丰富的管理经验，或者其他与市场经济要求相一致的要素，如敢于冒险、勇于创新以及社会交往能力等等，更容易占据高回报的职业位置，获取高额收益。
穷人的收入来源呈现出相反的倾向：近年来逐步萎缩、价值递减。表现在，第一，构成穷人最主要收入来源的工资性收入，以及福利和补贴出现萎缩，甚至丧失。在1990年代中期进行城市现代企业制度改革后，下岗失业、内退退休，或企业不景气使得一大批城市人的工资性收入下降或丧失，国家统计局对部分城市的调查显示，1999年，20％低收入户中，实际收入较上年降低的比例均超过70％，一些城市则超过90％。（葛延风，2001）；此外，城市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也使得医疗、养老、住房、教育等大宗消费负担更多的从社会向个人转移，原有的福利性、实物性收入渠道萎缩，一些项目被取消。调查显示，低收入者需要承担的医疗、住房等负担极其沉重，收入水平不能满足必要的、基本的消费性支出的问题日渐突出，这进一步加重了穷人经济状况的恶化程度；第二，非技术性劳动力的市场价值下降，收入回报递减。许多穷人正在从事的（同时也是政府积极鼓励下岗失业人员从事的）非正规职业，如小商小贩等已经出现收益率逐年递减的状况。造成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是，由大量下岗失业人员和进城农民工构成的非技术性劳动力市场出现劳动力过剩的局面。此外，与高学历、高技术的人力资本相比，非技术性劳动力的收入增长率有越来越低的趋向，这部分劳动力的相对收入地位因此而日益降低。穷人的状况是，不仅相对收入地位愈益下降，而且出现了如前所述的绝对收入下降的情况，与富裕阶层的出现和财富迅速向他们集中相对应的是，城市社会在近年中又出现了一批以失业、下岗人员，停产半停产企业工人和内退、退休者为主体的“新穷人”群体，社会出现两极分化的态势。
2消费能力悬殊，消费需求出现断裂
有学者将中国经济增长的成果与社会成员的生活、社会状况的改善之间的不协调称之为“社会断裂”。这种观点认为“断裂”的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是，社会不同部分会出现极大的时代性差异，多个时代的社会诉求会共存于一时。（孙立平，2002）本人在这里借用“断裂”这一概念，以描述贫富不同阶层在消费需求上的极大差异。
对于一个家庭来说，消费是收入的函数，也是收入的物化形式。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调查结果总体显示，贫富群体无论在消费总量还是在消费结构上都存在极大的差异。富人的消费结构主要侧重于对享受性、时尚性生活品质的追求，而穷人的消费结构则主要倾向于对基本生存和温饱的维持。
根据恩格尔系数测算，本次调查的富人家庭的恩格尔系数是0.33，总体处于“富裕阶层”的生活水平线上；穷人家庭的恩格尔系数为0.54，总体生活在“勉强度日”的生活境况之中。在日常饮食的质与价上，贫富阶层所呈现出的差距比抽象的恩格尔系数更令人触目。对大多数的富人来说，后小康时代，或者象征富裕的生活方式――“饭馆想去就去”，甚至“吃腻了”“只想吃青菜，喝粥”，关注一日三餐的营养分配，构成他们的日常饮食消费方式。对绝大多数穷人来说，小康生活距他们还有相当距离，下饭馆于他们绝对是一项奢侈性的消费，有的即使是吃碗2元钱的牛肉面也算是改善生活，相当多的人甚至还过着“肉一个月吃2回”“老吃受不了”“鸡蛋有时吃”的贫困生活。还有一部分穷人甚至生活在为一日三餐所困的境地，他们的日常饮食质量和消费水平与富人相比有着天壤之别。
在耐用消费品和休闲娱乐的消费方面，穷人和富人间的消费水平和消费需求更明显地呈现出“断裂”的特征。虽然在第一类耐用消费品（家具、用于生活的家用电器等）的拥有量上，贫富群体没有呈现明显的差别，但这些耐用消费品在品种和实际价值上的极大差别凸现了这两个阶层在消费能力方面的时代性差异――穷人在耐用消费品方面的消费能力止步于他们所拥有的那些商品所归属的年代，如多数家庭拥有的还是十多年前生产的黑白电视或小“彩电”、单缸或双缸洗衣机、单门电冰箱等，他们对这类消费品的消费需求基本停留在功能层面，对其在不停的更新换代中所展示的文化方面的价值失去追逐的能力；而富人在这方面则显示出了持续性的、不断更新换代、追逐现代化和追逐时尚的消费能力，他们与低收入人口在生活质量上的差别远不是耐用消费品的拥有量能够反映的。从耐用消费品的拥有质量上看，贫富阶层显然分属于两个不同的消费时代，这从第二类耐用消费品（钢琴、健身器材、家用电脑、汽车等用于娱乐的耐用消费品）的拥有状况上可以更清晰的看出：手机、电脑等九十年代后普及起来、对富人不可须臾缺少的电子产品，在被访的穷人家庭中只有极小的拥有量。在富人，甚至全社会消费知识经济、网络时代的同时，穷人的生活方式还停留在此前的时代，他们对耐用消费品的消费能力基本被隔断在九十年代，没有能力分享自近10余年来蓬勃兴起的科技和经济发展成果。
与对耐用消费品的消费状况相同的是，在闲暇越来越多地需要经济支持的年代中，富人和穷人对休闲娱乐的消费需求和消费方式也呈现出“有”与“无”、“时尚”“丰富多彩”与“贫乏”的根本性差别。在富人在以消费高尔夫球和出国旅游等昂贵的休闲方式为身份标志时，许多穷人表示因买不起公园门票，买不起报纸而消费不起自己的“休闲”。在经济高速发展、社会的消费需求越来越丰富和多样的今天，穷人在消费方式上被时代所割断所抛离的社会现象真切地存在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