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文章通过纵向贯通的方式来论证20世纪西方人类学与文艺学方法论的关系，试图寻找出这种诠释之下的观察人类学和艺术学方法论的新的视角，以期可以抛砖引玉，引起对二者之间的必然联系的探讨。
关 键 词：人类学 方法论 文艺美学
一
在当下学术界，关于20世纪西方人类学与西方文论的探讨尚未蔚为风潮，但显而易见的是，二者之间有着不容置疑的唇齿关系。之所以选择该题目有两个原因，一是涉及西方文论和人类学的研究著作已然汗牛充栋（包括叶舒宪的《文学与人类学》），但似乎都未能从本题目提供的视角进行探讨；二是长久以来笔者对文化人类学的兴趣、探索以及思考也可使自己不至于无词以对。但是，以一篇狭短的文章来探讨这样一个宏大的论题实在过于“狂妄”，在此，笔者将回避某些多义的、复杂的甚至模棱两可的内蕴，采取直观的纵向贯通方式来组构论点，虽然尚无法将二者之间的联系解读得透彻明了，但至少要拨开云雾，建立初步的认知体系，以待日后进行更深层次的挖掘。
二
神话的人类学研究始于英国人泰勒发表于1871年的《原始文化》，其后，麦克林南、罗宾逊·史密斯等又使其逐渐丰富、逐渐深入。但20世纪的人类学实是由弗雷泽的《金枝》开启，这部仿制泰勒的比较研究法的杰作借由翔实的资料而形成了一个论点丰富、论证精深的严整体系。正如马林诺夫斯基在《巫术科学宗教与神话》一文中总结说：“傅氏（按：即弗雷泽）对于原始宗教举出今日人类学所急于研究的三项重要问题。那就是：巫术及其对宗教与科学的关系（弗雷泽的巫术是科学与宗教起源的观点后来被马林诺夫斯基为首的一群英国人类学家所接受并发展成颇有特色的人类学派别），图腾与原始信仰的所有社会方面，以及生长繁殖的礼教（按：即关于俄利西斯等生殖神话研究。）……”①本文将进行的关于20世纪西方人类学对文艺美学方法论的影响的探讨，就是建立在对这三个层面的再认识、再阐释的基础上。笔者认为，人类学对文艺美学方法论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兹大体以胡经之等编的《文艺美学方法论》所列次序分述如下。
首先，最显著的影响是20世纪初原型批评的诞生。“原型”在荣格的著作中获得了最初的定义，并逐渐深化、成型，1922年，他有了最终的界定：“原始意象或原型是一种形象，它在历史进程中不断发生并且显现于创造性幻想得到自由表现的任何地方。因此它本质上是一种神话形象，当我们进一步考察这些意象时，我们发现，它们为我们祖先的无数类型的经验提供形式。可以这样说它们是同一类型的无数经验的心理残迹”②，并把他的概念推演到艺术研究领域。而弗雷泽《金枝》中对于意大利内米湖畔祭司更替的习俗的探讨则更是引出一系列关于生殖神话的研究，揭示了一种“西方文化中最具普遍意义的原型”。此后，许多学者广泛地将原型理论用于具体的文学批评，如鲍德金的《诗歌中的原型模式》（1934）、弗莱的《批评的解剖》（1957）。这种在人类学研究启发之下产生的文艺美学研究力图寻找文本背后隐藏的原始形象或原始意象。其中，在弗莱笔下，神话——原型问题的研究完成了文学化的发展，其实，弗莱的“原型”定义与荣格有了质的差异，掺杂了更多的理性认知及不可捕捉的程式。他对当时颇为盛行的形式文本批评不以为然，认为它仅停留于结构而不作深入的分析，还把作家的主观创造排斥在外。而在弗莱看来，个体意识只是集体意识的一部分，作家的创造更多地源于集体意识（包括意识和潜意识）。据此，弗莱提出了“文化的人类学”观点，要求从人类学的角度观察文学，并从文学中发现人类学的质素。但不论是荣格还是弗莱对于原型的解读都不是足够清晰，如在弗莱的认知体系中，原型较之心理学更加宽泛，从而与比较文学的传统研究范式——主题学似乎更为类似。他认为，一个原型就是“一个象征，通常是一个意象，它常常在文学中出现，并可被辨认出作为一个人的整个文学经验的一个组成部分。”他的三个模式的划分（古代神话模式、传奇模式和写实——现实主义或自然主义模式），事实上和起源悠久的欧洲文学传统的研究模式存有潜在的承继，但我们也不能否认与之相关的人类学所引发的思考。胡经之《文艺美学方法论》对此也有较详细的举证，笔者就不再赘述。
其次，也是对上文的一点补充，在20世纪初，即荣格关注原型批评的同时或更早，弗洛伊德及其影响下的“弟子”们也在人类学的文学应用层次丰富了这个知识谱系，因为弗洛伊德创建的精神分析理论从某个层面来说就是一种“人类学的运用”。在30年代，弗洛伊德撰写了一篇名为《摩西与一神教》的论文，其中提到在“1909年，当时仍在我的影响下的奥托·兰克接受我的建议，出版了一本题为《英雄的诞生和神话》的书。”③在这本书中兰克与弗洛伊德一样用“人类学方法”对《圣经》和古希腊的史诗神话中的英雄、国王的传说及生平等进行研究，并得出一个普遍的模式，即“出生——被抛弃——被穷人收养——长大后夺回王位”的类似的形式结构在摩西、卡德摩斯、赫拉克勒斯等人的事迹中普遍存在，继而指出了深层原因。（按：这似乎与我们前面提到的原型批评十分相似，而且有一些形式主义的色彩，如果将这些著作与维谢洛夫斯基对俄罗斯民间传说叙述模式的研究，或者是后来的热奈特、罗兰·巴特的结构主义方法论比较是很有意思的。）弗洛伊德的人类学观点被诸多西方的人类学史所重视，不少学者都曾以他的理论架构来诠释具体的或是想象中的神话现象，如W·施密特博士的《原始宗教与神话》，尤为强调弗洛伊德建立在“俄狄浦斯情结”上的“图腾起源说”即“在食人肉的野蛮民族里，除了杀害父亲外，还食用他的肉。在此种情况下，那位残暴的父亲无疑的是他儿子们所畏惧和羡慕的对象。因此，藉着分食他的肉来加强他们对父亲的认同感，同时，每个人都经由此而分得了他的一部分能力。”（弗洛伊德：《图腾与禁忌》）施密特注意到了相关的俄狄浦斯情结的心理学解释，如原始社会绝对的父权、诸子的谋杀以及图腾宴等，但对弗洛伊德论文的前面部分所涉及的“摩西模式”却视而不见，而这正是本文要强调的。同样，据笔者了解，许多综合研究人类学与文论的国内著作或者对此未提及或者并无可信的解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