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沈从文的湘西小说是作家理想、希望和追求的具像化，而《边城》 是系列画廊里最浓墨重彩的一笔，它是中国西南土地上曾有生活的一个缩影，是世界文化史上的一个奇迹。这正应验了黑格尔的“意识能通过绝对精神的运动固化自己”的名言。湘西是理想中的湘西，是作家对被现代文明剥蚀得面目全非的身心家园的怀旧和依恋。也许作家正是依靠乡土意识的滋润美化来与格格不入的城市生活相抗衡。而这由于作家的个性和生活经历导致的不合流俗的创作风格恰恰是中国文学史上的幸运，产生了继陶渊明之后又一位将我们带向桃源胜境的大家。本文旨在探讨早期生活对作家创作特色的影响。
一
沈从文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风格独特的一位作家，他的反映湘西民俗生活系列的作品在中国的现代文学史上占有特殊的地位。沈从文生长在沅水流域，地处湖南、四川、贵州三省交界，地理位置偏僻，经济文化落后，这里是养育他创作的土壤。
沈从文早期人生经历极富传奇色彩。他出身行伍，父亲是个军人，辛亥革命后还一度做过当地要人。母亲极小年纪就随同家人在军营中生活，所见极多，他的教育得于母亲的不少，气质也更象母亲。在沈从文幼时，家人想把他往一条学路上引，而他想尽办法逃学，拼命从自然这一部大书里汲取营养，整个儿一个野精灵的形象，
正象作家自己在《从文自传》里写的：
“二十年后我‘不安于当前事务，却倾心于现世光色，对于一切成例与观念皆十分怀疑，却常常为人生远景而凝眸’，这份性格的形成，便应当溯源到小时在私塾中的逃学习惯。极明显，对于后来用笔有显著影响。”
爬树，认识树木的名称，上山采药，学钓鱼，捉蚱蜢，捉蟋蟀，无所不能，幼年的他在自然怀抱里尽情嬉戏玩爽，也从自然里得到那一份在书本上得不到的知识。他的放任自流与家庭严格的管教相对峙，即使为此挨打受骂，也禀性不改，相反却用更加隐蔽的手段来应对。比如，下河洗澡就是一例，泡在水里，将做了记号的手高高举起，为的是不让学塾检查出来。旧历七月十五中元节，照当地习俗，这一天谁也不敢落水，而他竟然独自一人在清清河水中泡了两个小时。他喜欢水，他认为自己幼小较美丽的生活大部分与水分不开。水教会他美和思索。以至日后，他的许多作品里都有水的影子。
他兴味十足地观察贩夫走卒、铁匠屠户等日常生活，伞铺、皮匠店、染坊、豆腐店、碾坊等操作场所无处不到，无所不知。
最后，他不得不与家人稍做妥协。当地崇军尚武，以当兵为荣，出过许多有名的武人。于是在他十五岁时，成了一名军人。看的最多的是杀人，似乎杀人是一件最最普通不过的事情，他不注意杀人者消灭一个鲜活生命而引起的视觉刺激和身心快感，他更在意被杀者临刑前的千姿百态。在这种原始的、蛮荒状态的生物圈里，他处变不惊，见怪不怪。当部队开拔到怀化镇，在那地方一年零四个月里，大致眼看杀过七百人。他在自传中写道：
“这一份经验在我心上有了一个分量，使我活下来永远不能同城市中人爱憎感觉一致了。——我看了些平常人没看过的蠢事，听了些平常人没听过的喊声，且嗅了些平常人没嗅过的气味，使我对城市中人在狭窄庸懦生活里产生的作人善恶观念，不能引起多少兴味，一到城市中来生活，弄得犹豫孤僻不像一个正常‘人’的感情了。”
他早期生活中印象深刻的两个表哥，一个每次来城时必带给他一只小斗鸡或一点别的东西，还给他说苗人故事；一个引导他逃出学塾，到日光下尽情领略大千世界的无穷奥秘。还有那个土匪出身的山大王，杀人、放火、强暴无恶不作，强悍凶莽，却不失义气和情趣。
十六岁时与一个乡下白脸女孩子的爱情破灭到由此引发的“女难”导致的命运的转折。后来作为一种反拨，他塑造的女性形象，大多是皮肤黑黑的。
到二十岁离开，对湘西这片土地的熟悉和挚爱，且看他在一篇文章中对它的描写，近似于美化。可与陶渊明的《桃花源记》相媲美，其中人 “不知有汉，无论魏晋”， 恍若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
“那里土匪的名称不习惯于一般人的耳朵。兵卒纯善如平民，与人无侮无扰。农民勇敢而安分，且莫不敬神守法。商人各负担了花纱同货物，洒脱单独向深山中村庄走去，与平民作有无交易，谋取什一之利。地方统治者分数种：最上为天神，其次为官，又其次才为村长同执行巫术的神的侍奉者。人人洁身信神，守法爱官。”
二
走出湘西走向城市的沈从文，创作表现出明显的阶段性。1924年—1927年是他创作的初期，创作了———。1928年—1931年，他主要在上海，一扫往昔作品中的感伤情调，传奇倾向，转而凸现湘西世界蛮荒自然状态和原始初民的神性、强力、元气以及旺盛的情欲，让读者领略湘西世界的奇幻和浪漫，原始初民的自在与强健。他的自我认知和地方意识开始觉醒。他说：“我于是重新得到了稳定，且得利用笔的机会。可是我不再写什么传奇故事了，因为生活本身即为一种动人的传奇。我读过一大堆书，再无什么故事比我情感上的哀乐、得失、经验更离奇动人。”
沈从文的早期经历郁结于心，成为一种心理定势，对其后来独特的知觉方式产生深刻的影响。早年的定势最容易变成一种独特的眼光，在这种独特的眼光中，周围的一切都会罩上一种特殊的色彩和形态。这就形成了沈从文的创作与鲁迅乡土文学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忧愤深广不同，与二十年代以台静农、冯文柄等为代表的乡土文学鞭辟入里地揭露农村黑暗现实不同，沈从文的作品仿佛一幅幅久远的时隐时现的风景画，一首首冲淡平和的田园牧歌，对现实社会缺少批判性，有的只是包容和慨然接受，将生活中的美高度抽象出来，着重对人性美的理解和挖掘，同时也将人性的弱点在高度抽象中淡化了。对人性的弱点充满了理解和同情，平铺直叙中内涵丰富的文化底蕴。
无论是反映人类回归自然、回归乡土、回归单纯质朴生活的永恒愿望也好，还是营造一种氛围，虚设一个桃花源般的仙境也好，沈从文都是在用“乡下人”的单纯目光来烛照心灵。
朴拙迂阔，不存心机，他将自己始终定位为一个生活在城市中的“乡下人”。二十年闭塞的湘西生活，已融入他的血液，他对乡土的执着，使他很难再接受一种全新的思维方式和处事理念。带着乡下人的特质和乡下人的标尺评判一切，结果是与城市生活格格不入，既不能和城市生活融为一体，又不能像陶渊明那样回归乡野过着躬耕自足的生活，这种游离而产生的审美距离，使他具有独特的观察视角和表现方式。在以陌生与隔阂的眼光看待都市的同时，他又以熟悉的眼光塑造出了一个富于原生态魅力的寓言神话般的湘西世界，于是一切来自文明社会的秩序和准则纷纷隐退，代之以他构建起的理想的乌托邦——与自然大化合而为一的人性美的伊甸园。作家以追忆和想象的方式，怀着朴素和感伤的情绪，完成了对湘西的浪漫寻梦，以实现作家独立支撑的精神大厦与城市生活的抗衡。
在光怪陆离的城市生活的风熏雨沐里，沈从文的早期生活积淀形成的心理定势发生了作用，他始终倾向于传统的情感，这种情感与湘西特殊的乡情民俗和地域文化因素融合在一起，以一种审美方式来关照和对待生活。他对于自然人性和人格的推崇，更多的是出于他的审美情感，而非理智判断。如果把城市文明看作是现代社会发展的一种主流趋势，那么沈从文所表现的就是这种主流趋势之外的另一种生活方式。在这种生活方式下，人性表现出更多的质朴和自然之美。
事实正是这样，作家有一颗平易的心，他洞悉世态人心，对其曲折幽微极其理解、敏悟，关心湘西土地和活动在这片土地上的普通人的生存状态，是他作品的主旋律。活在沈从文小说中的，是一群再普通不过的人物：贩夫走卒、农民水手、兵士妓女，间或也有土匪强盗，但不是青布包头、穿夜行衣、飞檐走壁的那种，而是家常打扮和平凡的灵魂和肉体，行为并不铺张扬厉，也无豪言壮语，只是风日里，安分守己把日子打发过去。环境的严酷、时运的不济，随时会有灾难降临，他们却处之泰然，心安理得。那份超常的从容不是故意做出来迁就某种信念或宗教，而是发乎天籁，与生俱来的。他的作品，没有乱世英豪惊天动地的伟业，也没有壮怀激烈的斗争场面，一切都淡化了、诗化了。
这是最本色的故事，它的魅力主要不在于故事本身，而来自奇异的地域风情和独特的民俗文化。沈从文面对的是湘西，那个屈原乘一叶扁舟，寻芷访兰的湘西，陶渊明安置他桃花源的地方；古苗民被一路追杀，溃败于此，汉人修城墙、筑碉堡，把他们圈在有限的保留地里，两族人朝夕相见，世代为仇。谣曲、神话鲜活可现，苗族文化的侵润和影响，支配着居民的心理和生活方式；现代战争也没有放过这片蛮荒之地，各路军阀龙争虎斗，造就无数土匪和英雄。这样的生活环境造就了作家质朴率真、侠义豪爽的性格，沈从文在这荒疆边地，搜新捕怪、志异猎奇，所写种种，皆在普通人的生活经验与阅历之外，让读者感到新鲜和刺激。
三十年代初期的政坛和文坛都不太平静，沈从文始终执着文学与政治的游离，纯文学观源于他早期生活经历中对生活的纯美认识，人、人性以及与周边环境的和谐，构成的人性美的要件。在波峰浪尖的政治环境中，作家对自然、传统和人伦道德的崇尚，丝毫没有背叛的成分。倒是对现实，作家表现得相当隔膜和弱智。“尽管我从来不觉得比那些人有丝毫高尚处，而且居多还感觉到充满弱点性格的卑微庸俗，可很难和另一种人走同一道路。我主要就是在任何困难下，需要有充分自由，来使用我手中这支笔。”他认为“一个真正的伟人巨匠，所有努力挣扎的方式，照例和流俗的趣味及所悬望的目标，总不易完全一致。一个伟大艺术家或思想家的手和心，既比现实政治家更深刻并无偏见和成见的接触世界，因此它的产生和存在，有时若与某种随时变动的思潮要求，表面或相异或游离，都极其自然。它的伟大的存在，即于政治、宗教以外，极有可能更易形成一种人类思想感情进步意义和相对永久性。”他似乎不是那么精于算计，有点散漫、任性、也有点清高自负，他没有加入什么党、什么派，他特立独行，保持着自己鲜明的个性。他选定了这种生活，并且甘愿接受它的征服，不管它是带咸味的海水，还是带苦味的人生，他都要沉到底。一切来到他生命中的事物，他都要用他自己的标准，来证实生命的价值和意义。他说：“我需要的是绝对的皈依，从皈依中见到神。”他的心是敏感的、多愁的，同时也是孤独的、坚韧的。他在孤独和坚韧中孕育和创造。可以说，作家的早期生活经历以及后来发生一切都为创作《边城》做好了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