恰恰从列宁害怕知识分子对无产阶级运动产生危险的影响这一角度来看，列宁的组织观念对俄国社会民主党是最大的危险。
如果社会民主党今天充当俄国工人群众的唯一领导者，那么明天，在革命之后，资产阶级，首先是它的知识分子，就必然想把群众变成他们的议会统治的绊脚石。在当前的斗争时期，工人阶级中的先进部分的主动性、自由首创精神和政治思想愈少，社会民主党中央委员会在政治上对他们妨碍和训练愈多，资产阶级政客在复兴俄国起作用就会愈容易，社会民主党今天辛勤劳动的收获，明天就会愈多地落入资产阶级的仓库。
——罗莎·卢森堡《俄国社会民主党的组织问题》
顾准在《僭主政治与民主》一文中把李卜内克西和罗森堡所建立的“斯巴达克同盟”误作“斯巴达团”。李寒秋先生指出了顾准这一许多人没有发现的明显错讹，但是，可惜李寒秋先生不是客观地指出这一错误，而是把这一错误加以美化和神化。李先生在《有容乃大无欲则刚——谈伯罗奔尼撒战争的政治文化意义》一文中说：“顾准先生在这里显然弄错了。但是为什么会发生这种非常微妙与精彩的错误，倒是很值得细细体会研究一番。”李先生对此充分发挥了自己的想象力：“不知道顾准先生是有意弄错，借古讽今，还是处于疏忽大意，遗漏了‘斯巴达克’的最后一个‘克’字。不过，不管怎样，偏见、疏忽和遗漏，未必都是不能容忍的，相反往往都是有益的。从一条走错了的道路，照样可以攀上真理的顶峰。当年初读顾准先生的时候，对他崇拜得五体投地。虽然在记忆中模模糊糊是觉得顾准先生不够准确，但是当时宁愿相信是自己弄错了。因为顾准先生的看法极为精辟，触及了共产主义革命的本质。自己也因为接受顾准先生的观点而形成了一些自认为独到观点。归根结底，事物的本质不会因为形式上的差错和细节上的不准确而改变。”在李寒秋先生眼里，普通人的错误就是错误，而顾准的错误就错成了真理，顾准的“偏见、疏忽和遗漏”也成了“有益的”，成了“真理的顶峰”，顾准的错误成了“非常微妙与精彩的错误”。顾准的错误不再是错误，成了句句是真理的谶讳和微言大义。对于顾准的五体投地的崇拜使得连顾准放的一个臭屁也成了香屁，而且香得不得了。
顾准的这一误置并不是一个普通的偶然的错误，倒确实像李寒秋先生所说的那样，触及了某种“本质”，或者直截了当地说，触及了顾准思想的本质。在顾准的思想中存在着这样一种二元对立的结构：“希腊政治史和希腊政治思想史一样有两大潮流汹涌其间：雅典民主的传统，和斯巴达‘民主集体主义，集体英雄主义……’的传统。雅典民主是从原始王政经过寡头政体、僭主政体而发展起来的，斯巴达传统则始停留在寡头政体的水平上。”顾准实际上把对于希腊政治史和政治思想史的描述作为了现代政治史和政治思想史的隐喻。也就是说，他把古代希腊的这两大潮流比作当代相互对抗的两种政治制度和政治思想体系：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而顾准认为资本主义是民主政治，而共产主义则是寡头政治。顾准的这种简化和隐喻在下文中有直接的表述：“如果说雅典民主引起了世世代代民主主义者的仰慕，那么，必须承认，斯巴达精神也是后代人仰慕的对象。它的尚武精神，它的平等人公社，它的看来是‘共产主义’的平等主义的生活方式，都使得她在古典希腊时代的政治生活中起重要的以至支配的作用。”顾准说：“斯巴达本身的历史表明，藉寡头政体、严酷纪律来长期维持的这种平等主义、尚武精神和集体主义，其结果必然是形式主义和伪善，是堂皇的外观和腐败的内容，是金玉其外而败絮其中……”顾准的思考有着明确的思想指向，这就是斯大林主义以及现实社会主义。顾准所说的斯巴达精神或斯巴达体系就是指现实社会主义的军事共产主义形式。
在某种意义上，在顾准的脑子里，不仅已经把民主和资产阶级的议会民主等同了起来，而且已经把民主和资本主义等同了起来，同时把共产主义等同于军事共产主义。很显然，顾准把当代共产主义思想体系等同于斯巴达体系包含了他明显的思想偏见，说明了顾准对于资产阶级议会民主的崇拜和对当代共产主义思想的片面理解和无知。事实上，顾准把“斯巴达克同盟”当作“斯巴达团”，包含了对于“斯巴达克同盟”的严重曲解和对于李卜克内西、罗莎·卢森堡的思想的极大侮辱。斯巴达是古希腊奴隶主的残暴统治，而与此相反，斯巴达克则是古罗马奴隶起义的领袖，马克思曾经热情赞颂过斯巴达克是“古代无产阶级的真正代表”，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因此把它作为自己的革命组织的名称。顾准把斯巴达精神理解为集中主义和纪律，而把“斯巴达克同盟”以及李卜克内西与卢森堡的思想理解为这种集中主义和纪律的最典型的代表，这是完全背离了历史事实的主观臆断。且看斯巴达克同盟他们自己是怎么说的：“社会主义社会的本质在于大多数劳动群众不再是被统治的群众，而是自己的全部政治和经济生活的主人，并且在在有意识的、自由的自决中领导着这全部生活。”[1]实质上，恰恰相反，卢森堡正好是所谓“斯巴达精神”以及集中主义和纪律的最早的、最有名的，同时也是最杰出的持续不断的批判者，并且正是在这一问题上与列宁发生了著名的论战。早在1904年，卢森堡在《俄国社会民主党的组织问题》一文中就民主集中制问题和列宁发生了激烈的思想交锋：“无产阶级要培养新的纪律，即社会民主党的自愿的自觉纪律，不能受资产阶级国家为无产阶级培植起来的纪律的束缚，不能简单地使指挥棒从资产阶级手中转到社会民主党中央委员会手中，而只能打破和铲除这种奴役性的纪律精神。”[2]卢森堡临死前在资产阶级监狱里写下的《论俄国革命》中既赞扬和肯定列宁和托洛茨基所领导的十月革命，“不仅从实际上挽救了俄国革命，而且也挽救了国际社会主义的荣誉”，同时她又一以贯之地对列宁的集中主义和反民主的倾向提出了批评，高度强调民主的意义：“在任何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形式实际上关系到社会主义政策的最有价值的、甚至是不可缺少的基础；”“没有自由的、不受限制的报刊，没有不受阻碍的结社和集会活动，广大人民群众的统治恰恰是完全不能设想的”。[3]卢森堡在《再论群众与领袖》中指出：“所谓工人阶级决不是一个七人或哪怕是十二人的党执行委员会，而是有觉悟的无产阶级群众本身。工人阶级在解放斗争中每前进一步必须同时意味着它的群众的独立思考、独立活动、自主权和首创精神的增长。”她宣布：“无产阶级不需要资产阶级意义上的‘领袖’，它本身就是自己的领袖。”[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