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走向民间与认同大众
应该说，20世纪中国文学有一个很好的起点。由于时代提供的条件，中国知识分子的生存状态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他们不再陪伴君主处于政治权力的中心，而是开始被迫确立知识分子自己的位置，这种状况使他们在国家权威话语和民间大众话语之间建立了自己的话语空间。因此有了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新文学运动的辉煌。遗憾的是五四高潮过后，五四文学的一些可贵的方面很快就丢失了。李泽厚曾经在《中国现代思想史论》中感叹救亡压倒启蒙。我以为更大的遗憾还不是救亡压倒启蒙，而是五四高潮过后一些知识分子一步步走向民间，放弃知识分子的启蒙立场而向民间大众认同。从所谓“革命文学”运动开始，经过30年代“大众文学”的倡导，再到40年代关于“民族形式”的讨论……知识分子从由于对苦难大众的人道主义同情而为其呐喊请命，到深入到大众生活中充当大众的“留声机器”，一步步放弃自己的话语而获得所谓民间大众话语。那些走向大众的作家因为在感觉中有了依靠而由本来浪漫文人的一副穷愁相而一下子变得语气强硬起来。他们向知识分子发出声声断喝，令其放弃五四新文化立场，甚至要敦促那些不愿服从者“上断头台”。正是在这个过程中，知识分子一步步丢失了自己的主体性，不再有自己的话语权。最后落到必须通过思想改造而在思想感情上与工农大众保持一致。甚至工农大众虽然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也比知识分子干净得多。甚至仅仅因为上过几年中学，也成为不可信任的，必需经过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才能重新做人或者“大有作为”。正是这个过程导致了20世纪中国文学的一系列问题，特别是当代文学，几乎所有难以克服的弊端都与这个问题密切相关。大半个世纪文学民间化和大众化的顶峰是终于出现了1958年的大跃进文艺、新民歌和史无前例的文革文学。
80年代中国文学终于从死谷中走出，回到鲁迅，回到五四，重新接续一些被中断的主题而且重新找回了丢失的知识分子－作家的主体性。然而，世纪末文坛却再次出现了民间化的潮流，作家们由于种种原因而纷纷走向民间。一些批评家也努力鼓吹而为之推波助澜。他们一厢情愿地认定民间是自由的，自在的，远离权威的；是新鲜的，活泼的，充满生机的，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从80年代寻根开始，文学就再次走向了这一条路。世纪末文坛民间化的倡导者同样劝说知识分子克服自己的精英意识，放弃启蒙导师的姿态，不要以为自己比大众更高明。呼唤和劝告再次影响了六神无主的中国文学，迅速地推动了民间大众话语的膨胀。然而，事实是明显的：中国文学在民间再次大量收获了泡沫和浮藻，收获了在纸上反复克隆的平面化的大众生活。
作为一个倾向性的存在，是应该引起我们重视的时候了。面对20世纪中国文学的这一重大遗憾，我感觉除了其他原因之外，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对民间文化大众文化认识的误区。20世纪中国文学界一直有一种误解：占正宗地位的统治阶级的文化是腐朽的，而民间文化则是新鲜的、活泼的、富于生机的。其实，这是一种没有任何根据的机械观点。民间并不一定是充满生机的、新鲜的、活泼的，而往往是守旧的、僵化的、腐朽的。民间文化不过是不同时期废弃的主流文化汇集而成的一个垃圾场。垃圾场上也可能开出花朵或者长出蘑菇，但就其整体和根本来说，它并不是新鲜活泼充满生机的。
恰恰相反，在20世纪中国，民间一直具有一种历史的滞后性。由于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外源性，民间的则意味着传统的，非现代的；走向民间，则意味着复归传统和丢弃五四带来的全部现代性。因为我们知道，中国现代化的发动不是由于本国的力量，而是由于外来的影响。由于伴随外来文化一道进入中国的是西方列强的大炮和民族的屈辱感。这种现代化起点上的屈辱感使中国人对现代化有更多的不适、抵触和反抗。而且愈是民间，这种抵触心理愈为强烈。然而，现代化却只可以被拖延而不能最终被避免。
同时，民间文化之所以被看重，往往因为它和自主性、自然存在状态与占统治地位的主流文化的种种不同。然而，民间的自主性和自由自在状态往往是被夸大了的。从历史上看，无论政统还是道统，对民间的统治是严密的，民间文化在价值层面上不过是正统与道统的民间版本。当然，民间话语有其复杂性，或者可以说是一个多元的话语系统，但是，任何复杂而多元的东西事实上都有中心或者强势存在，民间的中心和强势一直是占统治地位的国家意识形态和传统观念。
对于世纪末的中国作家来说，还应该看到，无论乡土民间，还是都市民间。都经过了世纪风雨的高度污染。对于这样一个空间，我们没有任何理由对其现存状态过于信任。从20年代创造社和太阳社的人们，到今天的民间大众话语鼓吹者，往往都喜欢乐观地宣告阿Ｑ时代已经死去，觉悟的大众已经不需要启蒙。然而，中国现实的民间社会的健康状况却无法令人乐观。历史证明，20世纪中国最丑恶的东西（包括文革的全部丑陋和卑鄙），也都是从民间和它保存的传统中生长出来的。
回顾20世纪中国文学走向民间和向大众认同的悲剧，但愿新世纪不再重蹈复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