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是通过语言来表达的，这里所说的语言包括口语和书面语言。虽然除了极少数人有幸聆听哲学大师的演讲而外，绝大多数人都是通过阅读而接受哲学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口语化的语言对哲学没有影响，在某种意义上说，口语应该是书面语言的基础，因为在书面语言产生之前，甚至在文字产生之前，人们就使用口语了。总之，语言的表达方式对哲学的思维方式具有极其深刻的作用。不同的文化、不同的民族、不同的语言表达方式，可能会产生不同的哲学形态，例如中国语言中没有印欧语系特有的系词结构，因而中国哲学中就没有西方哲学式的本体论或形而上学，尽管它可以有类似的问题。几乎可以说，有什么样的语言形式，就有什么样的哲学形态。由此可见，无论是学习哲学、研究哲学还是表达哲学思想，都离不开语言。
哲学正是在这里陷入了的困境。
我们实际上只有一种语言即日常语言，无论哪个语种的语言都属于日常语言。虽然20世纪以来人们致力于建立一种“人工语言”来“纠正”日常语言可能发生的错误，但是这一工作并不十分成功，其实即使成功了，那也毕竟只是少数专家才能使用的专业化的“书面语言”。对我们来说，语言就是日常语言。同样一套语言，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用它来交流和沟通，哲学家们亦用它来表达哲学思想。问题是，日常语言是在日常生活中形成的，而哲学的对象却不同于日常生活中的经验对象，它们往往具有超验的性质。换言之，日常生活中的事物都是具体的和有限的，哲学的对象却是抽象的和无限的，例如存在、实体、至善等等。同样一套语言要适应两个不同的领域，这就造成了“一仆二主”的尴尬局面。哲学家们的哲学著作通常都是用日常语言写成的，但是大多数人却看不懂哲学著作，即使是懂哲学的人也不一定看得懂。正如维特根施坦所说，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当哲学家们使用日常语言来表达哲学思想的时候，他们所思想的对象往往超越了日常语言所能表达的范围和界限，因而日常语言并不是在日常语言的意义下使用的。就古典哲学而论，哲学家眼中的世界与日常生活的世界是颠倒的：在人们看来，他生存于其中的生活世界是实实在在真实可靠的，而在哲学家看来，这个日常生活的世界不过是“现象”，真正真实可靠的是日常生活的世界背后的“本质”。日常语言产生于这个日常生活的世界，现在我们要用它来否定日常生活的世界的可靠性，并且用它来表达这个世界背后的本质世界，哲学因此而陷入困境无疑是理所当然的。
不过，哲学的确有其特有的话语形式。
当古人刚刚开始哲学思考的时候，他们还没有抽象概念可用，所以只好使用象征、隐喻的方式来表达思想，例如赫拉克利特以“人不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来表示万事万物始终处在运动变化之中的道理。逐渐地哲学有了推理论证，并且形成了从概念到概念的纯粹抽象的思维操作方式，这也是哲学著作之所以晦涩难懂的原因之一。然而，哲学著作之所以晦涩难懂，在很多情况下并不是因为我们的理解力无能，而是因为哲学家们难以表述清楚他们的思想。因此，哲学话语就变成了另一种隐喻，我们必须有本事“看”出哲学话语“背后”的含义才能弄懂哲学家的思想。相信读过哲学著作的人都会有此同感：当你费尽千辛万苦终于读懂了（或自认为自己读懂了）一部哲学著作之后，便会为其中的道理如此之简单，哲学家的表述却如此之笨拙而感慨万分，但是当你试图用自己的方式重新表述它的时候却又发现，那是不可能的，因为哲学家的表达方式已经是“最佳”的方式了。
可能有人会说，哲学著作看不懂没有关系，只要哲学家看得懂就行了。自然科学的著作不是同样看不懂吗，这并不影响科学发挥它的作用。但是，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尤其是哲学发挥作用的方式是不同的：我不懂科学技术并不影响我使用科学技术的成果，然而如果我不懂哲学，就不可能使用哲学的成果。因为科学不过是我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工具和手段，而哲学所关涉的却是世界观、人生观或价值观，它决定的是人生的意义、价值和目的。在这个意义上讲，哲学实际上是非常“个人化”的。科学家发明创造的东西我可以拿来就用，但哲学家的思想如果不化为我自己的思想，或者我的思想如果不能达到哲学的水平，哲学对我就毫无意义。因此，如果哲学家们的著作始终只有极少数人能看得懂，那么哲学就不可能发挥什么社会作用了。科学技术可以由少数人发明出来然后使之简单化也就是“傻瓜化”给大众使用，哲学却不可能发明出来之后“傻瓜化”。我们能不能由哲学家们“发明创造”出世界观人生观来，然后拿过来就用？换言之，我们能不能把人生之路的控制权拱手让给哲学家，自己充当傀儡呢？人生之路归根结底还是要我们自己去走，不然的话，我们岂不是成了行尸走肉？！
然而我们现在面临的困境是，哲学拒绝公众的理解。研究哲学的人喋喋不休地言说着公众听不懂的话语，于是哲学就变成了远离公众因而曲高和寡的阳春白雪，以至于如果在公共场合你对大家说（我们往往是难以启口的）你是“搞”（研究）哲学的，人们一定会对你“另眼看待”，那眼神就象是在看一个外星人。而我们可以聊以自慰的是，哲学毕竟是纯正的高雅文化，并不是普通人“搞”得了的。结果就出现了这样的奇特景象：一方面是研究哲学的专家学者们激烈讨论学术规范的问题，而另一方面却有许多人在大声疾呼“理论联系实际”，希望哲学走向大众。
那么，“高雅”文化在社会生活中应该怎样为自己定位呢？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人们受教育的程度会越来越高，教育的普及性也会越来越广泛，哲学与社会生活之间的关系也应该越来越密切。然而实际情况却不是这样。人们可能会说，这是社会分工造成的必然结果。但是具体说到哲学，这个“必然结果”肯定是不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