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西学东渐对现代中国的双重意义
如今我们都承认，近代以来的中国发展是与西方文化的传入有着密切关系：沉重的中国近代史不仅仅表现为西方列强对中国的经济、政治的殖民化和半殖民化过程，而且更深层地是西方文化，特别是西方哲学观念，逐渐渗入中国传统文化并与后者形成对立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的传统文化始终处于劣势或被动的地位。当然，这首先要归咎于传统文化对中国社会发展起到的消极作用，这已经由新文化运动的知识分子们揭露得非常清晰透彻了。但是，问题的另一个方面是，正是由于西方文化的传入，才使得进步的知识分子清醒地认识到了传统文化中对人性的摧残以及其他各种弊端，才会兴起声势浩大的新文化运动。“传统文化”之“传统”，正是由于“新文化”的出现而得以彰显。进一步地说，这种“新文化”的出现正是由于西方文化的传入。如果我们承认西学东渐对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那么，我们就必须承认，没有西方文化的传入，就没有现代中国文化的发展，同样也就没有所谓的“中国传统文化”，否则我们可能就会仍然生活在那样一种文化之中，而不会把它看作是一种“传统”。[①]
然而，西方文化的传入在给中国带来新的文化的同时，也使中国的传统文化面临了严峻的挑战。西学东渐的这种双重作用是同时产生，相辅相成的。我们常说“挑战与机遇并存”，但对于中国文化本身而言，西方文化对中国文化的挑战从一开始就是我们被迫接受的，因此，在西学东渐的过程中，西方文化的挑战更多于他们为我们带来的机遇。在史称“屈辱的中国近代史”上，西方列强虽然是仰仗当时先进的钢枪烈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但正如马克思所说，不幸的是，这种“野蛮人的方式”却代表了当时历史发展的最新趋势，也就是西方“第二次工业革命”的结果。我们还应当看到，这场以科技发展为先导、以重工业建设为主导的工业革命，背后却深刻地隐藏着西方文化的普遍价值和宗教观念，这特别表现在达尔文“适者生存，优胜劣汰”的进化论思想和“普天之下，皆为上帝臣民”的基督教信仰中。政治上的国家垄断和经济上的扩张即对更大利润的追求，这些使得西方重要的工业强国对外都采取了武力扩张的殖民政策，这就是当时西方列强蚕食中国的内在动力。
这个历史表明，西方人虽然是用武力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但在这个武力的背后却有着更为强大的思想文化和政治经济背景；而近代国人在经历了国破家亡的悲惨命运的同时，却很少反思这种失败的深刻根源。当时的大多数国人都相信，西方列强之所以能够欺负中国，其原因就是因为他们拥有先进的工业技术，所以要想“以夷制夷”，就必须掌握这些先进技术。在这种观念的指导下，当时的清政府就大力提倡学习西方技术，选派留学生到欧洲求学，以期由此改变中国的国运实力。然而，这种“技术救国论”并没有真正改变中国的命运，20世纪上半叶的大多数时间内，中国人民仍然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中国仍然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仍然没有摆脱深受帝国主义奴役的状态。在这个过程中，西方的哲学、宗教以及价值观念在意识形态领域遭到了批判，无论是袁世凯的军阀政府还是孙中山的国民政府，都竭力以中国文化中的“礼义廉耻”、“君臣父子”观念维系整个社会的价值体系，强调“知难行易”、“修齐治平”的哲学和政治理念。在对待西方文化的态度上，当时的知识分子大多数采用了“中体西用”的方针，把西方文化作为一种更好理解中国文化的“工具”、“手段”；当这两者之间发生冲突时，则被要求放弃“西学”，并以捍卫“中学”为主要任务，这特别明显地表现在20世纪20-30年代的“科玄论战”大讨论中。
如今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整个中国的近代史就是西学东渐的过程。反思这个历史，我们发现自己面临着一个巨大的历史悖论：一方面，西方文化的传入使我们认识到了自身文化的弊端，并希望以新的文化形态完善和改变自身的传统（这正是“新文化运动”的内在动因）；但另一方面，强大的传统又迫使我们以维系自我身份的名义竭力抵御西方文化的传入，特别是对我们不甚了解的西方哲学和宗教采取全盘否定的态度，正如冯友兰指出的，这也是罗素和杜威的中国之行没有在中国文化中起到重要启蒙作用的主要原因。[②] 正是由于这个历史悖论，中国近代史上的文化发展总是处于一种彷徨或选择的过程。虽然全盘否定或全盘肯定被看作是同一个问题的两个极端而遭到反对，但试图从中寻找第三条道路的努力却在现实中遭到了失败，因为任何试图在西方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寻找平衡的做法都遭到了来自这两种文化的激烈反对，这样的平衡非但没有抓住问题的关键，反而造成了对这两种文化的浅薄的曲解。
只要我们尊重历史，我们就会理解这样一个事实：以陈独秀、李大钊等人为代表的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正是以西方文化的根本精神反对中国的传统文化，这就是挥舞着“科学和民主”的大旗，喊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口号。毫无疑问，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部分就是孔子的儒家学说，无论是汉代的董仲舒还是宋明理学的二程，他们都以孔子学说作为自己的思想前提。因此，反对孔子学说就是对传统文化的釜底抽薪。陈独秀把孔子学说与西方法制观念作了对比分析，以西方的法律和平等观念直接反对孔教学说，在当时中国的知识分子中产生了重要影响；[③] 李大钊则直接把孔子学说比作“数千年前之残骸枯骨”，把西方的宪法制度称作“现代国民之血气精神”，认为“以数千年前之残骸枯骨，入于现代国民之血气精神所结晶之宪法，则其宪法则为陈腐死人之宪法，非我辈生人之宪法也；荒陵古墓中之宪法，非光天化日中之宪法；护持偶像权威之宪法，非保障生民利益之宪法也。”[④] 这里的“现代国民之血气”、“我辈生人”、“光天化日”、“保障生民利益”等说法，显然都是西方宪法制度的重要观念。翻开中国近代思想史的资料，我们就会看到，20世纪初以来的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接受的思想教育主要来自于西方文化，这不仅表现为现代中国哲学学科的整体框架直接取自西方哲学，而且表现在，以中国共产党人为代表的先进知识分子始终坚信自己的信念和政治理想完全归功于作为西方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并在自己的政治实践中坚持把自己的革命活动理解为世界革命的一种组成部分，甚至把中国共产党完全置于国际共产运动的领导之下。这些都向我们清楚地表明，近代中国的西方化决不仅仅是接受了西方的民主和科学的观念，更重要的是引导中国融入了世界革命的大舞台。中国传统的儒教观念经历了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的暴风骤雨式的洗礼已经荡然无存，中国传统的家族宗法制度也被现代国家的法律制度所取代。应当说，正是这些变化造就了我们今天的现代中国，一个与世界的发展密不可分的中国。
反思历史，我们可以得到这样的结论：西学东渐的过程其实就是近代中国走向世界的过程，也是中国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走向独立自强的现代社会的过程。于是，西学东渐对中国的现代化就有了双重意义：一方面，西学东渐使中国打破了封闭，走向了世界；但另一方面，西学东渐又使中国传统文化开始了长期的“被逐流放”，也使得中国的现代文化处于游弋漂流的“边缘状态”，以至于到了20世纪末21世纪初，被看作是处于思想前沿的知识分子们仍然对“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感到困惑，“中国哲学”的定位仍然是一个争论不休的问题。
二、西方哲学在中国的变形
冯友兰先生在《中国哲学简史》中谈到西方思想的传入时指出，康有为、谭嗣同等人对西方哲学“如果不是毫无所知，也是知之极少，……他们所有的西方文化知识，除了机器和战舰，就基本上限于自然科学和基督教义了。”严复对西方学术的翻译主要还是以经济学、政治学、法学等学科为主，从严译的书目中可以看出，“严复介绍西方的哲学很少。其中真正与哲学有关的只有耶方斯《名学浅说》与穆勒《名学》。前者只是原着摘要，后者还没有译完。严复推崇斯宾塞的《天人会通论》，说：‘欧洲自有生民以来无此作也’(《天演伦》导言一，按语)，可见他的西方哲学知识是很有限的。” [⑤] 重温一下冯友兰对严译名著在当时受到欢迎的原因所作的分析，在今天仍然具有重要意义。他说：
严复译的书为什么风行全国，有三个原因。第一是甲午战争中国败于日本，又接连遭到西方的侵略；丧权辱国，这些事件震破了中国人相信自己的古老文明的优越感，使之产生了解西方思想的愿望。在此以前，中国人幻想，西方人不过在自然科学、机器、枪炮、战舰方面高明一点，拿不出什么精神的东西来。第二个原因是严复在其译文中写了许多按语，将原文的一些概念与中国哲学的概念作比较，以便读者更好地了解。这种做法，很像“格义”，即类比解释，我们在第二十章讲到过。第三个原因是，在严复的译文中，斯宾塞、穆勒等人的现代英文却变成了最典雅的古文，读起来就像是读《墨子》、《荀子》一样。中国人有个传统是敬重好文章，严复那时候的人更有这样的迷信，就是任何思想，只要能用古文表达出来，这个事实的本身就像中国经典的本身一样地有价值。[⑥]
从这三个原因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理解20世纪初的中国人对西方思想的基本态度：第一，体用结合，学以致用。中国文化传统是非常讲究用处的，某个事物或对象是否有用往往被看作是选取事物正确与否的标准。因为用处是与人们的日常活动密切相关的，而中国人又历来强调“人事”大于“天”，“天命之谓性”（《中庸》）等观念，甚至认为“从天而颂，孰与制天命而用之”（《荀子·天论》）。正是基于这样的基本立场，在对待西方文明和文化的过程中，中国人首先考虑的就是它们是否能为我所用。严复留学英国学习海军，但他发现在西方先进的海军技术的背后还有更为重要的西方思想和制度，只有掌握了这些思想和制度，中国人才能真正学到西方的技术。显然，这正是学以致用的方法。所以，我们看到，严复翻译的著作大多是与当时的政治经济有关的内容，因为这些著作可以直接帮助中国人了解如何构筑一个民主法制的现代国家。
第二，见闻之知，格物致知。中国的传统文化主要是一种经验主义，强调认识主体的亲身感受和体验，并且以经验知识作为衡量知识有效性的重要标准。虽然儒教传统中也强调了“学问思辨”，但最后都是为了“笃行之”，如朱熹所言：“学问思辨，所以择善而为之，学而知也。笃行，所以固执而为仁，利而行之。”（《中庸章句》）“格物致知”就是强调要通过接触事物（“格物”）才能获得知识（“致知”）。严复翻译的西方著作应当说都是西方学术中的经典之作，不要说是中国人理解起来比较困难，就是普通的西方人也未必能够全部理解。严复的高明之处就在于，他抓住了中国人的阅读心理，以“格义”的方式对西方著作做了类比解释，用中国人所熟悉的术语和文献去解释对当时的中国人非常陌生的西方观念，这的确起到了很好的作用。这有些类似中国学生初学外语的情形，总是喜欢用汉语拼音或汉字标注外语的发音。这样做固然对初学者的入门很有帮助，但这种做法的弊端也是非常明显的。而严复对西方观念的“格义”做法在很大程度上直接影响了中国人对西方思想的真实把握，更多的中国人是以严复的理解为根据，或直接使用严复的说法或引用原着支持严复的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