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从历史的角度分析了人与自然关系演变的科学技术推动力，指出近代以来人类错误的科学技术观是人与自然关系恶化的深层思想根源，提出人类应由古代的农业文明、近代的工业文明走向未来的生态文明，生态文明呼唤生态技术。认为生态技术不能仅仅局限于单一技术与自然之间的生态化和谐，还要实现每一技术之间的生态化和谐，实现“技术生态”。
关 键 词：人与自然；科学技术；生态文明；生态技术
剖析人与自然关系的历史演变，就会发现科学技术的发展是人与自然关系历史演变的重要驱动力。人们在一定社会条件下对科学技术的过分推崇及不当运用，正是造成当今人与自然关系恶化的深层原因。
一、科学技术推动着人与自然关系的历史演变
人是自然的产物。当第一个手拿石器的原始人跌跌撞撞地试图站立起来的时候，人与自然分离的过程就开始了。刚刚脱离自然母体的人类，只能抓住自然之母的直接馈赠，从总体上与自然界融为一体。在热带地区，生存方式以采集为主。在寒冷地区，由于植被稀少，生存主要依靠狩猎和捕鱼。从人对自然的敬畏、崇拜和依附关系看，人与自然无疑具有统一关系。在这种原始人与自然的对立统一关系中，自然界处于一种非常重要的主导方面，而人在其中只是处于一个顺从、被动的方面。随着畜力的使用和金属犁的发明，人类社会从狩猎——采集社会进入到农业社会。灌溉的普遍使用使农业对自然的依赖有所减弱，人们开始有了较为稳定的食物来源。随着食物供给的逐渐充裕，村落的集镇化、城市化初露端倪。城市的出现和人口的增加需要更多的食物、燃料和建筑材料，为此，大片的森林、草原被开垦，自然环境受到一定的负面影响。但是，这种负面影响还是局部的、可恢复的。从总体上讲，农业文明就是创造适当的条件强化动植物的生长条件或利用可再生的能源(如水利、风力、畜力)，它对自然不能实行根本性的改造，自然较少受到深度破坏，人与自然处在低水平的平衡关系之中。
蒸汽机的发明和使用把人类带入了工业社会，自此，家庭作坊式的手工业被大规模的机器生产所代替，以牲畜为动力的马车、犁耙和以风为动力的帆船被以煤、石油为动力的火车、汽车、轮船所取代。在工业社会，人类对矿产进行大规模开采、冶炼、合成，凭借机器实行机械化流水线生产。工业社会中的农业生产同样是工业化的，大量使用机械、农药、化肥和塑料地膜，等等。工业社会给人类带来已往社会不可比拟的物质财富，同时，它也极大地增强了人类的自信心。人类由过去的恐惧自然、崇拜自然，转变成要为所欲为地支配自然、征服自然。工业社会的人与自然已经严重分离，人似乎成为超越自然之上的宇宙主人。
现代技术不再满足于对自然的浅表改造，而是要对自然实行“伤筋动骨”的根本性改造。现在地球上所存的核武器数量足以把地球摧毁几十次这一事实不仅表明了现代技术的威力，同样也是对于人类自身及其自然界存在的威胁。当人类陶醉于“胜利”的时候，接踵而至的却是自然界的种种“报复”与“惩罚”：温室效应加剧，酸雨污染，淡水短缺，林地草地锐减，废水废气废物泛滥，能源枯竭……这一切表明，现代技术条件下的人类生存正面临着严峻的环境考验。现实的环境问题迫使我们思考，人类能否真正地超脱自然，统治自然，做自然的主人。“我们统治自然界，决不像征服者统治异民族那样，决不同于站在自然界以外的某一个人，——相反，我们连同肉、血和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并存在于其中的；我们对自然界的全部支配力量就是我们比其他一切生物强，能够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1]。
人类几百万年历史，几乎都是在同自然抗争以谋得人类生存的基本物质生活必需，然而，在现代技术条件下，人类的生产能力已经极大提高，物质产品已经相对丰富(只是从整体而言，不排除某些弱势群体的贫困状况)，生产“量”的增加并非社会的急迫，也不再成为社会进步的惟一标志。面对着日益严重的环境问题，自然的生态价值、审美价值凸显，人们不再固执于对自然的“征服”、“统治”，而是转向对人与自然之间和谐共进理想关系的追求。这不是向古人“天人合一”的超脱精神境界的复归，而是现代技术条件下的现实选择，是对“天人合一”精神境界的否定之否定，是人与自然关系的现代升华。
二、人与自然关系的恶化根源于错误的科学技术观
在人与自然关系演变的历史进程中，人借助于不断进步的科学技术，完成了从对自然的“敬畏”到对自然的“掠夺”的地位转变。科学技术在给人类提供根本改造自然的手段的同时，也彻底改变了人的观念。这是科学技术进步的胜利，也可以说是人类文明的某种失落。
科学展露头角是从天文学领域开始的，这就是哥白尼——牛顿革命。在这次革命中，最杰出的人物是牛顿。牛顿力学的成功，强化了人们的科学信念，直至走向科学主义。科学主义同传统决定论观点同出一辙，它把所有的实在都置于一个自然秩序之内，认为只有科学方法才能理解这一秩序的所有方面——无论是生物的、社会的、物理的和心理的。科学主义的社会基础在于近代科学的成功运用。19世纪中期，由于蒸汽机的应用和产业革命的发展，科学技术极大地提高了生产力，使得资产阶级在它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时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20世纪初以电动机为标志的第二次科技革命，使冶金、电力、机器制造和化学工业为内容的现代重工业在国民经济中取代轻工业而占据了主导地位，成为国民经济的命脉，生产的社会化程度和劳动生产率进一步提高。正是由于科学技术运用的这种成功示范，科学主义者坚信，人的创造性可以借助科学而无限发挥，科学不仅能为我们带来巨大的物质财富，同时它也是我们改造社会和包治各种社会顽症的良方妙药。
正像胡塞尔指出的那样：“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对科学的总估价出现了转变”，“在19世纪后半叶，现代人让自己的整个世界观受实证科学支配，并迷惑于实证科学所造就的‘繁荣’。这种独特现象意味着，现代人漫不经心地抹去了那些对于真正的人来说至关重要的问题”[2]。“……通过伽利略对自然的数学化，自然本身在新的数学的指导下被理念化了；自然本身成为一—用现代的方式来表达一—一种数学的集”[2]。由此，自然的实在内容及神秘性已经荡然无存，它成为科学推算和技术摆弄的对象。这正是科学逻辑得以贯彻、技术理性得以无限扩张的必要前提条件。科学统治、技术理性在自我循环的反复论证中不断地强化自身，自然则成为被鞭打、役使、索取的对象，生活的本真意义也被扭曲。当人生失去了它内在意义，人类只有抓住科学、技术这一救命稻草，在对自然的挑战和征服中感受生命的存在，也获得一个继续生存下去的理由、动力。
科学是人类认识自然的理论成果。人们认识自然是为了满足自身的需求。准确把握人的眼前需求与长远需求、个人需求与社会需求，要依靠评价性认识，属于价值论范畴。科学属于真理性认识，它只能告知科学规律，而对于怎样具体地运用科学规律以及如何改造社会等问题则爱莫能助。自然科学及其技术成果寻求的是“合规律性”，它能够提供工具合理性，却难以提供价值合理性。社会进步不仅需要自然科学，还需要社会科学，也需要哲学的引导。为确保科学技术的合理发展和合理应用，必须打破科学主义的教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