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 大众媒介 城市叙述 全球化 传统的发明
[摘要]：20世纪90年代以来，伴随着城市化与全球化浪潮，中国社会发生了深刻变化，城市生活日益受到重视，而在这一过程中，大众传媒是如何展开城市叙述、想象和建构的呢？本文即以《南方周末》、《解放日报》、《新京报》等大众传媒为研究对象，探讨新闻报纸等媒介“城市叙述”过程中出现的一方面对城市全球化的渴望、向往，另一方面又努力挖掘和再造城市传统的媒介现象，并深入讨论大众媒介城市叙述中，“全球想象”与“发明传统”之间的复杂关系。
Abstract：After 1990s, along with urbanization with globalization, Our society have changed fundamentally, The city has attracted increasing attention. And in the course of history, the mass media start how cities tale, imagine and construct? This text will talk about the modern mass media “city narrate” from the southern weekend and the liberation daily, the new Beijing daily for the mass media, etc. Explore the newspaper for “city” medium the story appear in the process of the globalization of the city, breathing, and tried to dig and create city, traditional media .and go into mass media accounts, talk about the complex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global city imagine ”and “invent tradition”.
Keywords: mass media city narrate global invent tradition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现代化和城市化运动，我国的城市迅速发展，有人指出对于我国而言：“城镇（城市）是一种崭新的社会样态。未来10年到15年，我国将逐渐进入城镇社会。”[1]而在新世纪之后，随着中国加入WTO，在全球化和城市化的浪潮中，中国的城市发展更加迅猛，到处都出现了“造城运动”。而在此过程里，媒介也对城市展开了丰富的叙述、建构和想象，本文即探讨新闻报纸等媒介“城市叙述”过程中出现的一方面对城市全球化的渴望、向往，另一方面又努力挖掘和再造城市传统的媒介现象，并深入讨论大众媒介城市叙述中，“全球想象”与“发明传统”之间的复杂关系。
一、造城运动与大众传媒的“全球想象”
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大陆虽已实行“改革开放”，政治、经济和文化与西方都有了接触，但西方的技术、资本和媒体并没有大规模进入中国。但20世纪90年代之后，情况发生了变化，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中国越来越融入到全球经济和文化秩序中，同时，外国资本、技术和文化开始大规模地渗透到中国，尤其是加入WTO之后，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的交流更加频繁。这股全球化浪潮，刺激了电影、报纸和电视剧等大众媒介对城市的“全球想象”。
早在20世纪90年代就有一部电视剧《北京人在纽约》（1993，郑晓龙、冯小刚导演），描写中国人在纽约生活的情况。电视剧之所以引起巨大反响，其中一个原因是电视剧对纽约大都会的展现，激发了许多观众对西方大都会生活的想象，两位主人公王启明和郭燕竭力融入美国的过程，也说明了当时许多中国人一种对个人、城市和民族在世界秩序中所处位置的不满。电视剧的开篇就展现了一对初到纽约的中国夫妻，妻子郭燕在机场不断抱怨王启明（姜文饰）不认真学“英语”，所以无法在美国大城市自由行动。而当“姨妈”终于找到了他们时，王启明和妻子坐在姨妈的车子里，手舞足蹈，嘴里喊着：“美国，纽约，我王启明来了。”这句话似乎在宣布中国重新走进“西方”，但另一方面，王启明进入“美国”那种手舞足蹈的表现，却又显示了北京和中国的自卑，因为随着王启明的欢喜雀跃，电视也不断地把镜头对准曼哈顿的高楼大厦，这些摩天大楼显示了西方的“优越地位”。
或许正是出于这种不满，20世纪90年代之后，现代化、国际化成为媒体“城市叙事”的主题，“国际化”成为寻求与世界接轨、重建民族自信的途径，蓬勃兴盛的城市发展也刺激了媒体的“世界想象”，尤其对于北京、上海这两座中国著名城市，大众媒介对它们不遗余力地开展了“全球想象”。北京作为中国一个著名的古都，向来以“古都景象”闻名，这种“古都景象”直到20世纪80年代都没有什么改变。但在20世纪90年代之后，随着全球化和城市发展，要求北京成为“国际大都会”乃至“世界性城市”的媒体呼声却也连续不断，1993年经过修订的《北京城市总体规划》正式提出了建设“开放性国际城市”的目标，而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召开，则更加快了北京的“国际化步伐”。在奥运会之前，媒体已纷纷为北京的“国际化”鼓吹造势，例如2007年的《三联生活周刊》的“封面故事”就是关于城市升级的话题，这篇题为《四大建筑的新北京――城市升级》的文章从中国现代化以及“中国复兴”的视角，讨论申奥成功将给中国尤其是北京城市带来的“新变化”，并对未来的北京城市以及中国发展进行了如下的展望：
我们回到2001年7月13日那个北京的夜晚，天安门与长安街近百万走上街头的人民以及他们的快乐――“北京赢了！”迄今回想，仍让人温暖与澎湃。这是一个有象征性意味的开始，由此出发，我们杂志将广泛而深入地进入城市升级、交通变局、环境治理、食品安全保障……力图完成一系列重新发现与重新认识中国的报道。“新北京”以及新的中国，不单是一种标签，而是你可能未必完全知晓的事实。[2]
2008年奥运会举办之后，《光明日报》更是邀请一些专家学者，讨论北京未来的城市发展，这次讨论根据萨森的理论将城市划分为全球性城市、区域性国际城市和国家性国际城市，专家们在讨论过程中，指出北京和上海虽然是“国际城市”，但还只是“国家性国际都市”，离“世界都市”还有不小的差距，而这次讨论则强调要借助北京奥运会的成功以及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把北京建设成“世界城市”，专家还详细指出北京成为“世界城市”的“三步曲”：第一步，2020年全面建成现代化国际城市；第二步，2030年初步形成世界城市基本框架，第三步，2050年建成有中国特色和首都特点的国际大都市。[3]
《新民晚报》、《解放日报》和《文汇报》等上海的主流媒介不像一些媒体对北京的“国际化”还抱有疑虑，因为在这些媒体看来，相比于北京和中国其他城市，上海有一种典型的“西方秩序”。[4]在《南方周末》上，当葛剑雄等几位学者讨论上海的城市形象，他们一直的结论就是上海这个城市主要与西方有关，而不是跟中国本土相关。葛剑雄针对有人担心上海的本土文化正受到麦当劳、肯德基等西方文化的冲击时说：“有些人怀念其实有点自作多情，因为他所怀念的东西本身就是洋化了的东西，比如石库门就是西方文化的产物，是英国的连排式建筑结合中国的特点而产生的。上海无所谓乡土文化，我们现在讲海派文化也好，旧上海文化也好，实际上都是混合体，根本不存在真正的乡土文化。”[5]媒体与上海的学者都刻意强调上海的“西方身份”，大张旗鼓地对上海开展“全球想象”。而不像北京，在其国际化过程中，始终被其本土传统所牵累。
媒体经常用日新月异这样一些词语描写全球化语境中上海的快速变化，例如随着浦东的崛起，《新民晚报》迅速开辟了“今日浦东”栏目，用文字和图像报道这块通向世界的“新天地”。《解放日报》上的“解放画刊”专门刊登反映“上海变化”的摄影作品，奢华外滩、摩登高楼、繁华街道和中外游客成为了“照片主角”，这些摄影图片都是为了突出上海日益现代化、国际化的主题，不少图片旁边还加上了富有鼓动性的文字，培养公众的“城市梦想”，例如《南方周末》曾刊登了一副颇有意味的照片，一对青年男女在外滩幸福地偎依在一起，照片下面特地加了这样的文字：“上海男人和他的外国太太”，[6]关于上海的图像很多，但为何选择“上海男人和他的外国太太”，照片当然旨在说明上海越来越开放，但如果进一步分析会发现图片的特别用意，“外国女性”投入到“上海男人”怀抱的图像，改变了通常是外国男性搂抱着中国女性的照片，因为外国男性搂抱着中国女性的照片，通常暗含着一种被殖民和占有的屈辱历史，但“她”投入到上海男人怀抱的图片，则改变了中国和西方国家之间的性别建构，这幅照片似乎要证明，这一切伴随着上海的重新崛起正在改变，上海和中国在全球化过程中重新获得了一种“男性自信”。尤其是2010年世博会的召开，更是点燃了报纸媒体对上海等城市的“全球想象”。许多媒体、影像都传达了这种“融入世界”的热情，从而也培养市民对“新上海”的城市认同。“世博会”被媒体看做是上海以及中国城市与世界接轨，推动中国现代化的重要盛会，历史学家苏智良特别在媒体上撰文，详细谈论“世博”对于上海城市的历史意义：
毫无疑问，组织并举办如此重大的盛会，将极大地提升上海的城市魅力，扩展上海的文化影响。上海亦期待以世博会作为加冕全国乃至远东经济中心、金融中心和航运中心的典礼，进一步确立作为国际化大都市的重要地位，向全球城市迈进。[7]
大众媒体不仅对北京、上海建成“世界性都会”抱有极大兴趣，而且广州、苏州、杭州等媒体在讨论“城市话题”时，“国际化”、“现代化”也是频繁出现的一个词语，2002年就数十个城市宣布自己将成为“国际化大都市”，譬如《苏州日报》2008年9月12日就发表了邬才生、方伟的《凝聚强调精神动力，建设现代化国际化新苏州》一文，文章把建设“现代化国际化的新苏州”看做是未来一段时期“全市人民的共同追求。”[8]
在中国城市化的过程中，为何出现如此狂热地追求国际化大都市的潮呢？这是颇值得思考的话题，或许罗丽莎在探讨为何中国对现代性项目表现的十分强烈时所说的那样：“中国在现代性想象历程中的断裂标志了一种渴望，它始于半殖民地的历史并不断被延迟，它渴望中国这个前西方殖民地有一天也可以作为一个国家及政权达到与西方同等的身份。事实上，现代性项目之所以在中国被表现得如此的迫切，被如此不屈不挠地追求，是源于一种担心自己可能被排斥于现代性之外的恐惧。”[9]
追求“国际化”包含了一种强烈的民族复兴心理，而且，城市的“国际化”和“全球、化”往往也是国家与世界关系的表现。通过“国际化”、“全球化”中国将获得一种新的主体身份。李鸿谷曾在《三联生活周刊》上发表了《奥运的中国：历史动力》一文，从历史发展考察了中西之间的转换关系，他认为黑格尔在《历史哲学》曾经以波斯、印度和中国组成的东方作为对比，去“描绘欧洲国家、宗教、经济、法律、语言、哲学等各个领域的特征，从而使西欧从封建国家转变成现代民族国家的事实获得了自我确认”，在他看来，现在则是我们通过西方来获得“自我确认”，不过，他也提出了中国进入“那个世界”后的认同问题：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对自身特殊或主体性的表述，随着殖民主义的向外扩张，最终被视为是具有普遍性的特质。按此论定，世界和中国关系框架，中国须进入的“那个世界”，那些普适性原则，其源头实则西欧“自身特殊或主体性”。那么，当中国完成了它的世界进入，建构了自我的主体性之后呢？[10]
北京奥运会被认为是北京和中国进入“世界”的必然途径，通过此途径，城市和国家才获得了“自主性”，而拉动城市快速升级为国际大都市的步伐”的口号下，鸟巢、水立方等建筑不再单纯是比赛场地，更是成为改变城市和国家形象的标志性建筑，借助“入世”和2008年“北京奥运会”，北京初步完成了进入“世界”，获得了一个与过去不同的“新主体”。而且，无论是北京、还是上海，它们都不仅要进入“那个世界”，被“那个世界”所接受，而且还要成为“世界中心”，例如随着2010年世博会的到来，许多人对于“上海”寄予了更多的希望，台湾大学校长李嗣涔在谈及“世博会”时，特别对上海寄予了这样的厚望：“而上海能以这样进步的主轴，主办这样有深远意义的活动，也意味着上海不但用于面对城市未来的挑战，也勇于承担城市的全球性责任。相信，在上海世博会的带领下，中国也能从一个物质生产的沃土，逐渐成为进步观念的乐园。”[11]
二、 全球化的反思与“传统的发明”
李金铨说冷战结束之后，“中国媒介一直纠缠于民族主义和全球化之间。”[12]这点对于城市也一样，媒介一方面大肆宣扬中国城市的国际化和全球化，但另一方面，许多媒体却又担心“全球化”、“国际化”不仅不能让中国城市得到世界认可，相反，中国城市自身的传统，却在此过程中丧失殆尽，特别是对于北京、苏州这样的传统型城市，许多媒体却忧心忡忡，因为在许多媒体和学者看来，是传统建立了这些城市的历史和身份记忆，而全球化、国际化却损害了这些城市的传统。建筑学家阮仪三对江南古建筑在“现代化”、“全球化”过程中被破坏感到痛心疾首，他指出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江南一带大约还有50多个像周庄那样的古镇，但在城市开发过程中，为了追求“现代化”和“国际化”，这些古镇先后被破坏，[13]国际化、全球化成为了许多中国城市自身文化毁灭的“罪魁祸首”。所以，正是在城市大张旗鼓宣扬国际化、全球化的同时，《南方周末》发表了鄢烈山的文章《城市的主体是谁》（2002），批评全球化让中国城市失去了“主体意识”。张在元也在《南方周末》上发表了《城市的气质来自何处？》批评全球化浪潮对中国城市致命性的“伤害”：
任何一座城市都有自己的来龙去脉。城市告诉我们昨天，城市见证我们的今天，城市也预示我们的明天。但是现在太多的城市，我们无法了解她的昨天，也难以准确把握她的今天――因为，一只只贪婪的“手”，无知并无情地割断了“城市的昨天”。[14]
倪邦文则在《读书》2009年第5期上发表了《城市化与受伤的城市文化》更是这样批判国际化的城市发展路线：“传统不再、经典难求。难怪平遥古城、丽江古城已成为摩肩接踵的劝业场，难怪乔家大院、周庄水乡已成为人们追寻历史记忆的稀有场所。中国人都已经难以在自己的国土上找到具有独特气质的城市记忆和家园之梦了，况外国乎？难道要让来自纽约、东京的朋友看我们的钢筋水泥玻璃房吗？”[15]
他认为外国人到中国，不是来看现代化的高楼大厦，而是要看具有东方特色的中国城市。许多学者和媒体更是认为“国际化”、“全球化”，不仅未能提升中国城市的世界地位。相反，是对民族自尊心和文化心理的无形打击，因为这种盲目“国际化”的背后，是对西方文化的顶礼膜拜和全盘接受，例如冯骥才就说：“现在全国都在旧城改造，把一片片街道、胡同、弄堂都铲掉了，变成一个个所谓的‘罗马花园’、‘香港国际村’、‘美国小镇’。这是对民族自尊心和文化心理的无形打击。”[16]在《南方周末》、《新京报》等媒体上，不少市民和知识精英，就国家大剧院和CCTV的“新大楼”展开了激烈论争，100多名专家上书有关部门批评国家大剧院的建设计划，广泛的争论还迫使“国家大剧院”暂时停工，[17]而争论的背后主要是中国传统建筑理念和西方现代建筑之间的矛盾，关于央视新大楼的外观造型，甚至引发了媒体和公众的“民族情绪”。
其实传统本身就是与现代性相伴而生，正是在快速现代化和全球化的进程中，“传统”才成为一种标识身份认同的集体记忆，被重新唤醒。诸葛蔚东在考察二战之后日本媒介与社会变迁的关系时发现，20世纪60年代，伴随着日本经济高速发展，人们对曾经所疏忽的“传统的礼节和日常习俗”，以及整个“日本文化的传统”表示了极大兴趣”。这是因为经过经济高速发展，滕尼斯所说的共同体社会消失，“有不少人一种失落感。经济和文化上的发展也拉开了现实与传统的距离，使人们对历史进行重新审视成为可能。”[18]
中国的情形也是如此，20世纪80年代之后，在迈向“现代化”、“全球化”的一路高歌中，“传统”曾作为一种沉重的包袱纷纷被抛弃。但随着20世纪90年代中国经济的的高度发展，尤其是进入“全球化”时代，人们不仅要考虑中国如何进入世界，而且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历史和文化传统。早在1998年，张旭东回顾中国当代社会思想的变化时就指出，八十年代中国社会存在着一种害怕被现代社会和西方社会抛弃的“忧患意识”和“开放心态”，但九十年代之后，当中国卷入到了“全球化”浪潮时，反而带来了种种“本土化的想象”。[19]
“发现传统”正是在这样语境的产生，经济越是发展，社会越是进步，反而引起了人们的精神和心理恐慌，于是人们开始重新怀念“失落的传统”。在这股思潮之下，人们不仅重新发现乡村文明的价值，也开始挖掘本土的“城市传统”，特别致力于塑造前工业时期城市的“家园形象”。江苏美术出版社就较早地意识到“老城市”的历史价值，于1997年陆续推出了“照片系列”，出版了《老北京》、《老杭州》、《老昆明》、《老苏州》、《老上海》、《老南京》、《老天津》、《老西安》等城市的“老照片”，并邀请陆文夫、冯骥才等文化人给“老照片”配上文字，通过照片再现“过去的城市”，老的街道、城墙、河流、商店、风俗和人物被形象地再现出来。《老苏州》的文字作者陆文夫曾用一种特别抒情的笔调，讴歌石桥、老宅、古街、城墙和民俗等苏州的“城市旧景”：
一座半圮的石桥，一幢临河的危楼，一所破败的古宅，一条铺着石板的小街，一架伸入河中的石级……，这些石无记载的陈迹，这些古老岁月漫不经心的洒落，如今都成了摄影家们的猎物，成了旅游者的追逐之地。那些旧时代的老照片，也成了书店里的卖点。人们在走向现代化的时候，为何又回过头来重温那逝去的岁月？
曾几何时，我们向往过西方的大桥，汽车的洪流，摩天大楼，乡间的别墅和那如茵的草地；我们把石桥、危楼、古宅、石级视为贫穷与落后。如今，国内的某些大城市和开发区，与西方的距离正在缩短，一样的高楼林立，汽车奔流，一望无际；那些新建的公寓楼、小别墅，明亮宽敞，设备齐全，冷热任意调节，真有点儿不知今夕是何夕？
……
现代化意味着高速、方便、舒适，到处留下的是时代的标志，及科技力量的显示。人在巨大物质力量的面前显得那么渺小，生命变成了群体。几千人造出一个软件，几亿人在一个软件中疾走。人的寿命在延长，可在感觉上却是那么匆忙，好像未曾在某个地方停留过。于是，有那么为数不多的人，突然想起了过去，过去虽然艰苦，却在那悠悠的苦难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记忆，留下了他和我，于是便在历史的残留中去寻找生命的遗痕，在汹涌的潮流中去寻找那失去的自我。[20]
陆文夫强调人们之所以重温那逝去的岁月，主要是出于对快节奏的现代化的反思和抵抗，现代化带来的高速、方便和快捷，但却让完全的传统破碎，让人抓不住某些东西，尤其是自我也在现代化快节奏中消失了，只有重新回到传统，才能找到“失去的自我”。
在这样一股怀旧的潮流中，《新京报》、《南方周末》、《文汇报》、《解放日报》等报纸纷纷参与到“发现传统”的活动中，这些新闻报道大量挖掘、发现和再造传统。就连上海这样一座现代性的代表城市，也都开始寻找“失落的传统”。 例如《申江服务导报》的“发现上海”栏目，《解放日报》的“探寻申城‘新’与‘旧’”的“系列报道”，在这些报道中，老城墙、老马路、老场坊、老码头的陈年旧事被纷纷“发现”，这些老码头、老城墙、老场坊仿佛是“老上海”的转世，代表“老上海形象”；北京的媒体则致力于对于“胡同”、“四合院”等传统北京建筑和文化的重新发现；苏州的新闻报纸《苏州日报》和《苏州杂志》则刊登了大量文章，发现和推介“传统”，比较全面地宣传“传统的价值”。例如创办于1988年的《苏州杂志》是一本专门介绍苏州文化的杂志，大量介绍苏州的桥梁、河道、建筑、园林等传统，从其目录（1988-1998年期间）《今日苏州》、《人物纵横》、《姑苏情怀》、《古城春秋》、《文丛艺林》、《艺术沙龙》、《春华秋实》、《江南风情》、《吴苑茶话》上，不难看出这份杂志的“传统趣味”，保护和介绍苏州的城市文化传统，成为杂志的核心议题。
正是在全球化浪潮中，许多媒体都致力于“传统的发现”，从物质世界到非物质世界，从日常生活到文化生活，从私人住所到公共场所，大众媒体努力向读者勾勒一个个传统的“城市形象”。时，这种传统城市形象如张英进所指出的，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征：（1）传统是自然的、诗意的世界。传统城市被认为是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诗意世界”。在一篇回忆20世纪40年代苏州的文章这样写道：“四十年代的苏州是那样的静谧。我家在南园边上，更加洋溢着乡野情趣。沧浪亭的浓荫里栖满各种鸣禽，一座名叫南栅寺的荒庙里，偶尔传来暮鼓晨钟，使空旷的田园充满神秘。趁夏日如火的骄阳，我们到小河里嬉戏。我不会游泳，只能站在水边看小牛鱼儿一样在碧波里旋游、下潜，小狗似地打着响鼻。阳光照着他玫瑰色的肌体，细细的汗毛历历可见。我们在菜畦里奔跑，快乐地尖叫着。那一片行人稀少的田野，是无福远游的孩子们天然的乐园。”[21]在叙述者笔下，“老苏州”完全是一幅充满牧歌情调和田园趣味的生活画卷。（2）传统是温馨的、悠闲的世界。张英进分析北京时说，“对北京人的日常活动来说，时间就变得几乎无关紧要――不是缺少时间，而是时间太多。”[22]《新京报》就提供了一幅记者的“纪实摄影”，展现老北京悠闲的日常生活。在照片中，两个老人坐在胡同墙根的椅子上，闭目养神，接受露天理发师的“剃头”，旁边坐在门口椅子上的两三个老人正在逗小孩玩，他们身后是破旧的“四合院”。从这些“纪实照片”，不难看出记者对“北京胡同”的特殊感情，也不难辨认出老北京的形象，那就是闲适、安稳和充满乡土气息。虽然照片中破落的墙体上悬挂着“时钟”，但整幅照片告诉“读者”，“时间”在这里并不重要，它似乎已经停滞，人们有的是聊天、逗小孩和闭目养神的“闲暇时间”，这个空间和谐、宁静、富有秩序感。[23]许多文章在提及老苏州，都特别强调了它的“悠闲性”， 品茶、听评弹、昆曲，都代表着“悠闲的城市生活”，例如徐城北在《苏州杂志》上也曾发表《寻觅苏州》，介绍老苏州的缓慢节奏：“苏州人真会休息。晚上过了八点，街道上几乎就没人了。从打开的楼窗中，有时飘出唱评弹的声音。猜想中如果有人问及，唱者或许会答‘现在是八小时以外啦！’”[24]还有一篇《成都时间》的文章，专门谈在成都这样传统型城市中，时间的不重要。“成都时间是成都的自办节目。成都时间隐藏在北京时间的后面，3点，是北京时间的3点，但后面的成都时间，这个确切的点是模糊的，是延伸的，是弹性的。”[25]（3）传统是一个道德化、礼仪化的世界。在传统型城市中，传统的道德和价值观念占据着主导地位。例如一篇报道苏州的老茶馆，特别指出，老茶馆的经营是通过道德和信用来维持，对于老茶客，有时甚至不用付现金，只要记账就可以了，这些都是传统式的经营方手段，赢利自然必要，但如果“斤斤计较几个钱――即便换个文雅而又时髦的名词――便贻笑大方了。”[26]（4）最重要的一点，“传统”代表着一种精神，是与自我认同相关的“精神家园”。传统总是以“家园形象”出现，虽然没有丰裕的物质世界，旧的街道、风俗和遗迹这些“传统”被媒体叙述成与“我们的来世”密切相关，是人的“精神家园”，同时也是城市的精神本源。（5）与此相关的，传统是一个符合东方审美趣味的美学世界。许多媒体在报道传统城市的街道、建筑时，总是强调它所代表的独特的东方美学，相反，现代城市被一些人认为不符合东方的审美观念。“我们今天的城市只是看上去像是‘西方现代’而已。这不仅不合乎美学，更加不合乎伦理，因为它承载不了我们自己的生存想象。”[27]。
总之，在媒体的重新挖掘、发现和叙述中，“传统的世界”并不是死去的“过去”，它被新闻报纸、媒体杂志和大众电视描述为一个具有温馨感、连续感和稳定感的世界，而这个世界被媒介塑造为当代人的“梦想家园”， 与当代城市人的自我认同、历史记忆紧密联系。“失落的传统”重新变得有价值起来，成为反思快节奏现代生活的一面镜子，成为疗治现代社会疾病的良药，也成为人们寻根的精神归宿，“传统的世界”成为了流落四方的现代人自我、家族和民族认同的根源，而媒体的宣传无疑推波助澜，吸引更多人的到“传统世界”寻根，现代城市中分裂、失散的人们通过“传统”被重新聚集在一个“共同世界”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