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人类是一个由国家层次、跨国家层次和超国家层次的行为主体与民族、国家多元主体共同支配的“全球性社会”。“美国制造”的世界文化资源早已成为了美国的一种特殊的经济资本。当代文化同步化动力主要是来自美国的跨国公司，他们设计了模拟全球的投资计划与营销策略。主宰金融证券业是强者获胜的法宝。美国由于在金融领域里不断实现制度创新，其金融市场已成为全世界最有活力、效率最高的“投资者天堂”。游戏规则的设计者最懂得赚钱的门道，并能巧妙地逃脱和转嫁金融风险。
[关键词] 多元主体；文化产业；金融证券业
在人类进入21世纪的今天，面对当前复杂的国际形势，一场新的战争——经济战争，已经取代军事战争，成为当今世界一部分人夺取另一部分人财产的主要手段。世界正在经历着人类历史上最伟大、最彻底的革命，这一次伟大转变比以往农业革命和工业革命的意义更加伟大，孕育了人本主义伟大革命的新兴产业的发展，同时也为人类接受东方价值观，形成一种和谐文化创造了越来越成熟的物质条件。最能反映这一点的主要是4大产业的发展：信息产业、金融证券业、生物产业和文化产业。本文主要从文化产业、金融证券业的角度进行分析。
一、文化产业已成为产业结构的重要环节
美国国会研究中心在一项报告中说，“我们必须承认国际间的大众传媒的流向是不平衡的，而美国是主要的源头……今天存在一种打上‘美国制造’字样的世界文化”。特别是文化产业在第三世界国家的大量倾销，已经成为美国最重要的文化渗透的手段，它在不知不觉中实施文化的浸润。以大众传媒为支撑的文化产业已经与制造业一道成为美国财富的主要来源。而且，大众传媒亦由此而成为美国文化的政治影响力的主要策源。现在，虚拟经济不仅能够实现一个国家内部的共同利益，甚至已经超越国界，正在把许多国家联结成为一个统一整体，欧盟就是一个典型，正在形成一个利益共同体。美国是目前世界上唯一一个建立了以高新技术产业为主体的产业结构的国家，文化产业即是其结构中的重要一环。资本的社会化和经济的虚拟化形成了美国人的共同利益。随着美国通信网络的全球扩张，美国成为世界范围内大众传媒的总策划和总导演，同时亦是全球大众传媒的最大受益者，互联网的飞速发展更使许多美国富有者从大众媒介中获益。
“全球化”是一种以实现人类共同利益或者实现与人类共同利益不相违背的民族、国家利益为目的的市场、法律和政治的多元化进程，它的服务对象是整个人类共同体或与人类共同体不相违背的民族、国家，所保护的客体是人类的共同利益或与人类共同利益不相违背的民族、国家利益，进而使得世界变成为一个由多元主体共同支配的“全球性社会”。因此，在这种全球性社会中，许多国家层次、跨国家层次和超国家层次的行为主体与民族、国家一起开始在世界事务中或全球性问题中发挥重要的作用。[1]全球化时代的个人已非传统的个人，那种个体归属于血缘、地缘、职缘共同体结合在一起的现象已一去不复返，取而代之以现代的个人与跨国运动和国际组织、亚社会和种族团体、跨社会的准团体等之间发生紧密的关联。社会学家吉登斯也将这种个人层面看作全球化之一极，表现在跨国公司的白领阶层对美国生活的追随中，表现在学院知识分子对美国学术的模仿中。前者直接服务于资本主义的跨国经济，后者间接服务于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使大众远离本民族文化的传统。全球性的标准愈普遍，它所能囊括的特殊性就愈多，这不仅对个人层面适用，而且对民族的选择也适用。但对于国家主权和共同体而言，经济的力量巨大而无孔不入，必然会带来强烈的冲击，甚至可能使延续几千年的生活习惯迅速解体，使国家统治者不得不臣服于经济的压力或诱惑，给社会带来迅速的变革。正如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文中所表述的，冷战后国际冲突的起因可以定格为一种“文明的冲突”，它将在欧美文明与儒教文明、伊斯兰文明之间凸现出来。[2]美国的全球战略在从“强权性的霸权”向一种软性的“渗透性的霸权”转换。在政治上的效果则是把人们从其传统的阶级和社会的圈子中分化出来，并使得人和人之间产生隔阂。主要目标是文化干涉(在最广泛意义上而言包括意识形态、思维、意识、社会行动等)，而文化产业则是其政治、经济不同的渗透、浸润液。
跨国公司的经营者、发达资本主义的政治领袖，他们异口同声地为这种资本的全球赢利而喝彩。他们都认定，经济全球化会促进整个人类福利巨大发展，无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均会从中收益，它不仅会实现经济上的“双赢”，而且还会带来政治和文化上的“互惠”。倡导者认为要想全球化就要经济自由化，经济自由就要顺应市场规则来行事。批评全球化的人士认为，全球化进程带来的好处过多地流向了发达国家，而且游戏规则的制定者是那些富裕国家。瑞士联邦主席奥吉认为，许多人对经济全球化抵触，是因为它造成了贫富差距越来越大。本来全球化应该是世界大同，但现实却是金融市场对一个个经济体的“蹂躏”，外国竞争对手挤垮本国企业，以及发达国家所作的决定把社会搞得天翻地覆。这些异议的声音，主要来自那些人口占多数、经济落后的发展中国家，他们迥异的立场与欧美诸国形成一种对立。他们的论证逻辑就是：全球化，究其实质是一种美国的全球化，经济全球化就是美国的经济侵略。文化问题也如出一辙，但有其特殊的地方。
美国文化产业在全球贸易中的确是最大的赢家，它的地位至今在世界上无可匹敌，这种地位的取得所依赖的主要就是全球化的贸易。美国政府虽然没有文化部门，但却对文化产业给予了鼎力扶持，这凸现在美国文化产业经营的跨国化上。美国文化产业的投资者，无论是好莱坞的电影制片厂还是流行音乐的唱片公司，其实都是以外来跨国资本为主的。难怪德国著名社会哲学家哈贝马斯认定“市场全球化”的第三项指标就是“对外直接投资的增长归因于跨国公司的增多。这类公司在作决策时日益不依赖于所在国，因为它们能够采用新的撤资办法(并以此相要挟)。”显然，在现代信息技术迅猛发展的推动下，各种生产要素以越来越大的规模、越来越快的频率在全球范围内自由流动和重新配置，各国和各地区越来越被纳入到不断扩大的、日渐统一的世界市场经济之内。这就使得美国文化产业具有两面性：一方面，是全球贸易输出，以供全世界的更多消费大众去消费；另一方面，则是全球文化生产，以使美国文化产业投入再生产。如今美国电影业已经开始把生产制作移至本土之外，以降低电影制作的巨大成本，同时利用第二市场试图通过随机价格来增加收入，这便是一种全球生产与销售一体化的商业策略。在美国文化产业所需的成本中，无论是资本的投入和产出，还是技术信息抑或人力资源，都在全世界独居榜首。黑默林看来，“文化同步化的过程与资本主义的扩散，两者自有关联......跨国公司是主要的玩家：当代文化同步化的主要代理人，主要是大多数来自美国的跨国公司，它们设计了模拟全球的投资计划与营销策略。”[3]美国文化产业的商业神话，背靠的不仅是国内资金的集中，而且更有赖于外来投资的激活和推进。只有在金融全球化时代，美国文化产业才能获得更大的资本来源，从而在国际市场上继续立于不败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