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红楼梦》的翻译过程中，涌现出许多优秀的翻译家，如日本汉学家大高岩、饭冢郎、立间祥介、志村良治、武部利男、松枝茂夫、绪方一男，前苏联汉学家里弗京、缅希科夫，前捷克斯洛伐克汉学家奥·克拉尔，德国汉学家弗兰茨·库恩，英国汉学家大卫·霍克思等等，对于一部中国的古典小说，从1892年，“东京才子”森槐南作为日本第一位《红楼梦》翻译者将《红楼梦》第一回楔子译成日文，到1980年，英国汉学家大卫·霍克思完成了80回本《红楼梦》的翻译和出版工作，为什么会吸引如此多的外国汉学家来关注？德国汉学家弗兰茨·库恩说：“《红楼梦》的内容是迷人的，它的人物描写是生气勃勃的和充分个性化的，它的故事背景是令人难忘的。”我想这可以作为一条初步的注脚，至于大高岩被称为“红迷”，松枝茂夫认为“《红楼梦》堪称中华民族的大杰作”，更能得到“外邦之人管窥《红楼梦》”的一些启示。
关于翻译和研究《红楼梦》的外国汉学家，对中国文化的理解是“大师级的认知和思考”的当属大卫·霍克思。且看他在《红楼梦》英译本《引言》中的话：“《红楼梦》是中国文学中一部伟大的世俗小说，它叙述了百年望族贾家的盛衰。书中两位主角宝玉和黛玉活动的背景，是一幅用幽默、实际生活细节和优美诗词织成的绚丽的锦绣，正确地反映了中国家庭生活的繁文缛节。此外，书中还常常暗示，人间以外存在着另一理想的王国。”大卫·霍克思的理解如此独到且鞭辟入里，所以其英译本《红楼梦》至今在西方世界拥有独一无二的经典地位是不无道理的。
在这里，难以将大卫·霍克思耗费十年的心血逐一通过译介学的理论和王国维“隔”与“不隔”的观点展现出来，姑且挂一漏万，仅从他翻译《红楼梦》的过程中对书中人名的处理，稍作浅探。大卫·霍克思在处理形形色色的《红楼梦》人物时，为了使英语读者理清故事中的人物，采用了四条“基本原则”：第一是将贾府里的主人名字全部冠上汉语拼音；第二是将丫鬟的名字译出相关的汉语意义；第三是将戏子的名字全部法语化；第四是将道士、和尚、尼姑的名字全部用拉丁文来表示。关于第一种处理，我国第一部《红楼梦》的英文全译本翻译家杨宪益先生也遵循的是这一条原则。关于第三种和第四种处理，因与本文少涉，故不作论述。在此，就“将丫鬟的名字译出相关的汉语意义”做一下讨论，看看能给我们怎样的启示，由于《红楼梦》中丫鬟众多，丫鬟的名字众多，因此仅举袭人、晴雯、麝月为例，结合译介学的理论和王国维“隔”与“不隔”的观点，看一看大卫·霍克思对于人名的翻译是传统的“信、达、雅”，还是“创造性的叛逆”；也如王国维《人间词话》：“问‘隔’与‘不隔’之别”。
一、创造性的叛逆
从春秋时代的“译者，舌人也”到英国蒲伯被劝不作翻译再到清末民初林纾因翻译而羞恼，直至20世纪60年代，罗兰·巴特宣称“作者已死”。我们可以看到关于译介的这样一条轨迹：翻译——翻译性的创作——创造性的叛逆。大卫·霍克思就是这样一位翻译《红楼梦》的译者，并且是一位充满创造性的叛逆的译者。所谓“创造性的叛逆”即是翻译文学对源语言文学的一种再创造行为。在这样一种再创造行为中，个性化翻译正体现了他“将丫鬟的名字译出相关的汉语意义”这一作为译者鲜明的个性特征，也由此体现出了《红楼梦》原书中“丫鬟的名字”与“译出相关的汉语意义”在美学思想层面的“隔”与“不隔”之别。
二、“隔”与“不隔”
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说：“欧阳公《少年游》咏春草上半阙云‘阑干十二独凭春，晴碧远连云。千里万里，二月三月，行色苦愁人。’语语都在目前，便是不隔。至云‘谢家池上，江淹浦畔’，则隔矣。白石《翠楼吟》‘此地，宜有词仙，拥素云黄鹤，与君游戏。玉梯凝望久，叹芳草，萋萋千里。’便是不隔。至‘酒祓清愁，花消英气’则隔矣”。并且认为“池塘生春草”、“空梁落燕泥”等二句，妙处唯在不隔。可见，王国维主张文学作品应该“不隔”。所谓“不隔”，当是指语言清新平易，形象鲜明生动，具有自然真切之美，不见人工雕琢之痕。反之，“隔”则是指语言雕琢，用典深密，精工修饰而缺乏平淡自然之美。因为《红楼梦》中的很多丫鬟的名字都代表了曹雪芹的美学思想和审美态度，那么大卫·霍克思在翻译《红楼梦》的过程中“将丫鬟的名字译出相关的汉语意义”，又从哪些方面作了“隔”与“不隔”的取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