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帝国的解体已历经十年，现在看来，有一点是勿庸置疑的了，那就是“后共产主义（postcommunism ）”这个词已完全失去其意义。如果仅仅从捷克和白俄罗斯、波兰和哈萨克斯坦曾共同经历过共产党体制这一历史特点出发，恐怕很难充分理解这些国家过去十年来所走过的不同道路。
确实，中、东欧各国民主化转型过程中最令人惊讶的，就是这些国家民主化的结果差别极大。不过，在这千差万别中，仍然可以看到一些趋势性现象。在欧洲的前共产党国家，现在出现了一种新的“三分天下”的政治格局：新的中欧（包括波罗的海国家和斯洛文尼亚）明显地代表着一种“成功”之路；而巴尔干国家的民主化转型却“脱轨”了，如何重建民族──国家变成了当务之急，同时旧体制及经济落后的残余影响也构成了民主化的障碍；而俄国则步履艰难地一面努力寻求后帝国时代的国家认同、一面在经济困境中摇摆（在乌克兰、白俄罗斯和摩尔达维亚，民主化的命运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俄国的动向）。
共产主义阵营解体之后不久，达伦多夫（Ralf Dahrendorf ）[1] 曾给三个不同领域的变革设出不同的时间表：政治民主化及法治（六个月），向市场经济的转型（六年），公民社会的出现（六十年）。
现在差不多十年过去了，看起来，中欧国家新的政治精英们成功地应对了这三个时间表各不相同的变革之挑战。在所有的中欧国家里，新建立的议会民主制成了唯一的政治游戏规则；经由全体政治力量的共同参与，新创立的宪政架构和政治制度已经合法化了；更重要的是，一个相对稳定的政党体系的形成，为权力的平顺移转创造了条件。市场经济已经建立，私营部门提供了一半以上的国民生产总值，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 OECD ）成员国的贸易已达外贸总额的四分之三以上。随着经济上新的企业家阶层的出现，和社会上非政府组织（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NGOs）网络的形成，公民社会也开始逐步发展起来。
这幅图景不仅与前苏联（波罗的海国家除外）、而且与巴尔干国家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制度转型“脱轨”的最典型例子就是前南斯拉夫。由于内战以及前南联盟分解成不同的国家，这些国家的合法性和生存力仍属疑问。显然，在那里，维持领土范围的正统性仍然是民主化转型的首要前提。
不过，不应该把南斯拉夫这种内战和民族冲突的局面，视为所有巴尔干地区各国都面临的问题。因为，过去一、两年来，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局势的发展还是十分令人鼓舞的。在保加利亚，1996底至1997年初，社会不满达到了顶点，这迫使无能而又腐败的由前共产党官员组成的政府下台，提前实行大选后，为迟迟未能推进的经济改革开辟了道路。在罗马尼亚的一场姗姗来迟的权力转移过程中，右翼联盟的政府取代了由前共产党官员组成的政府（从原总统伊列斯库手中赢得权力的新总统康斯坦丁斯库说，“我们耽误了整整七年”）。但是，这个新政府执政两年来，在改革上仍然乏善可陈。
如果把中欧国家的模式和南斯拉夫模式作一比较，称前者为稳固的民主化，而称后者为一种“无自由的民主”，那么，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就正好处在这两极的中间状态，斯洛伐克也是如此。当然，很难用单一因素来说明上述转型过程的多样化结果，只有综合地考虑到多个要素和不同假说，才能理解转型期当中的不均衡发展。
共产党体制的遗留影响
虽然1989至1991年期间政治局势变化的特点（是渐进的还是突变的、是上层相互妥协的结果还是由下而上促成的），对民主化转型有重要影响，但是，对民主化成功转型之长期前景影响更大的，还是转型前共产党政权的特性及其在社会中留下的烙印的深度。
例如，在巴尔干地区（阿尔巴尼亚、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二战以后所实行的是最严酷的极权统治；而在波兰和匈牙利，1956年以后当局则实行了较为调和的政策，并推行了一些改革。当然，从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有些东欧国家的局势也出现过反复，1968年以后，捷克斯洛伐克就曾向极权体制回归、出现了所谓的“正常化”时期，而南斯拉夫的情况则与此构成了鲜明的对比，自从六十年代开始南斯拉夫的制度一直是相对比较自由的。
除此之外，分析一下东欧各国1989年之前共产党政权经历过的危机之性质，也有助于理解这些国家九十年代的制度转型过程。中欧的共产党国家经历过三次大的危机（即1956年的匈牙利革命、1968年的“布拉格之春”以及1980至1981年波兰团结工会运动的崛起）。在这三次危机中，反对极权统治的力量所要求的主要是民主和公民社会的生存，仅在较次要的层面上（当来自苏联的压力和约束日益增加时），涉及到国家独立的问题。
而巴尔干地区共产党国家所经历的三次主要危机（1948年南斯拉夫的铁托与斯大林闹翻、1961年阿尔巴尼亚的霍查从效忠于莫斯科变为效忠北京、1968年罗马尼亚的齐奥塞斯库企图争得外交政策上的独立性），其性质则明显不同，在这三次危机中，当时三国的共产党首脑一方面向莫斯科争取本国共产党统治集团的自治地位，另一方面又同时强化了国内的极权统治。
在中欧国家，公民社会的再度复苏，无疑与那里的三次主要危机有关，也与七、八十年代的异议分子运动密切相关。米什尼克（Adam Michnik）说过，“民族主义是共产党统治的最后阶段”，巴尔干地区原共产党国家出现的民族主义倾向之根源，很大程度上来自铁托、霍查和齐奥塞斯库的政治遗产。而在1989年及随后之阶段，中欧国家新的政治精英的出现，则与以前有组织的民主派反对运动的存在有直接关系。但在东南欧的原共产党国家，由于以前几乎不存在有组织的民主派反对运动，结果，在那里的民主化转型中，由前共产党变异而来的政党都在第一次自由选举中获胜。
市场和公民社会
巴灵顿。莫尔有一句名言，“没有资产阶级，就没有民主”。这句名言提供了第二条线索来比较和评估中、东欧的制度转型。当然，由于共产党统治之前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以及在共产党统治的衰败阶段开始的经济改革之深度不同，这些国家走上民主化道路时的状况本来就有差别（匈牙利和波兰是领先者，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则落在了后面）。不过，中、东欧各国制度转型中最显著的差异其实表现在这一点上，即1989年后，是着手进行激进的市场化改革，还是选择渐进的市场化改革或者干脆推迟这一改革及私有化。
不同经济转型道路结果的差别是显而易见的，不仅表现在私有部门的相对规模上，而且也表现在外贸、经济增长率和外国投资的数量上（在西方国家对中、东欧国家的直接投资中，差不多有一半投到了匈牙利）。在捷克有一百万家注册的私营企业，在匈牙利则有八十万家。新的中产阶级的出现，与“信息革命”的进步和服务业的迅速扩张有直接关系，在这些部门“人力资本”的报酬较高（1989年以前，只有不到三分之一的捷克人相信，个人的成功要靠教育，而今天持这种看法的人差不多占三分之二）。这些中产阶层的发展，伴随着部分原来的老党政干部（nomenklatura通过私有化过程转变成新的资产阶级的过程，支撑着那里新的市场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