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关键词：新时期； 意识形态管理； 方法； 创新
论文摘要：深入研究新时期党的意识形态社会管理的方法创新，对于进一步推进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和管理具有重要意义。改革开放以来，党的意识形态社会管理综合运用系统、协同的方法，目标导向的方法，积极预防的方法，关心激励的方法，引导教育的方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平等民主的方法，以及纪律法制的方法，从而实现新时期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管理创新。
改革开放以来，党的意识形态工作取得巨大成就，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扎实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成效明显，思想道德建设广泛开展，全社会文明程度进一步提高，人民精神文化生活更加丰富，等等。这些成就主要得益于新时期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管理方法创新。深入研究新时期党的意识形态管理的方法创新对于进一步推进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一、 系统协同的方法
“系统是为了整体目标而共同起作用的各种要素构成的，而系统方法指的是研究这些要素及其相互关系的一种方法。”[1]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无疑是一项系统工程，涉及方方面面，仅仅依靠“政治挂帅”难以奏效，因为四项基本原则和经济建设、改革开放是相互依存、不可分割的整体。所以，改革开放一开始，邓小平就指出，我们要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2]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理论是邓小平对马克思主义的重大贡献。在世纪之交，江泽民总结改革开放以来的经验教训，进一步深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特征的认识，提出经济、政治、文化必须协调发展，三个文明都搞好才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3]新世纪新阶段，胡锦涛提出“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本身就是系统、科学的发展理论，强调要按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全面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促进现代化建设各个环节各个方面相协调，促进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相协调。[4]科学发展观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管理必须遵循的战略方针。此外，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作为一个子系统本身包括思想政治工作、党员干部的思想理论教育、新闻舆论的导向等许多方面，要求它们具有系统观念，实施综合管理。邓小平关于文艺工作者同教育工作者、理论工作者、新闻工作者、政治工作者以及其他有关同志相互合作，在意识形态领域中同各种妨害四个现代化的思想习惯进行长期的、有效的斗争[2]的思想；江泽民关于思想政治教育不仅教育部门要做，宣传思想部门、政法部门以及其他部门都要做，全党全社会都要来做[3]的指示；胡锦涛关于动员全社会各方面共同做好思想道德教育工作，为青少年健康成长创造良好社会环境[4]的要求；等等，都是在管理实践中具体运用系统、协同方法的表现。
二、 目标导向的方法
为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服务，教育全国人民做到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社会主义制度得到人民的拥护，维护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等等，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管理的目标、绩效。邓小平曾明确告诉我们：“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讲，正确的政治领导的成果，归根结底要表现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上，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的改善上。如果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社会主义国家生产力发展的速度比资本主义国家慢，还谈什么优越性?我们要想一想，我们给人民究竟做了多少事情呢?我们一定要根据现在的有利条件发展生产力，使人民的物质生活好一些，使人民的文化生活、精神面貌好一些。”[2]世纪之交，江泽民立足于先进文化建设高度，要求切实加强思想道德建设，努力发展教育、科技、文化，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他强调：“宣传思想战线要努力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牢牢把握正确的舆论导向，始终坚持团结、稳定、鼓劲的方针，加强正面引导，以利广大干部群众更好地统一思想、凝聚力量、坚定信念、振奋精神，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提供有力的思想舆论保证。”[3]新世纪新阶段，胡锦涛进一步明确了作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本质体现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在构建和谐文化中的地位和作用，指出“要巩固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坚持不懈地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武装全党、教育人民，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凝聚力量，用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鼓舞斗志，用社会主义荣辱观引领风尚，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加强党员、干部理想信念教育和思想道德建设，使广大党员、干部成为实践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模范，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坚定信仰者、科学发展观的忠实执行者、社会主义荣辱观的自觉实践者、社会和谐的积极促进者”，[4]从而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管理指明了方向。
三、 积极预防的方法
积极预防的方法是指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管理过程中及时分析思想意识领域新情况并保持清醒头脑予以积极应对、确保意识形态安全的管理方法。对此，邓小平、江泽民和胡锦涛从逻辑上进行建构。一是高度重视，密切关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新情况。邓小平指出，要及时地研究新情况和解决新问题，否则我们就不可能顺利前进。他说：“一定要重视理论界文艺界以及整个思想战线的情况、问题和工作。首先要认识目前问题的严重性，认识改变思想战线的领导软弱涣散状况的迫切必要性。”[5]江泽民针对全球化发展的复杂形势，多次强调：“在坚持改革开放、加强对外经济文化交流的同时，要十分注意警惕和防范敌对势力的渗透、颠覆活动。这也是我们在新时期加强党的思想政治工作需要深入研究的重要课题。”[6]二是保持清醒头脑，研究新情况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可能发生的影响。邓小平提醒全党：“在工作重心转到经济建设以后，全党要研究如何适应新的条件，加强党的思想工作，防止埋头经济工作、忽视思想工作的倾向”，[5]“现在，有右的东西影响我们，也有‘左’的东西影响我们，但根深蒂固的还是‘左’的东西……我们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这样就不会犯大错误，出现问题也容易纠正和改正。”[5]江泽民在新时期反复强调：“这些年来，我国思想政治领域的情况总的是好的，但也要看到，社会上―些与四项基本原则相违背的思想言论时有出现，甚至党内少数同志也受了这样那样的影响……这些问题虽然不是主流，但必须引起我们高度重视，绝不能让它泛滥起来。”[6] 三是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应对新情况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挑战。邓小平说：“我建议中央政治局或中央书记处就党的思想战线的工作进行专门的讨论，系统地解决有关的方针、任务、措施、步骤等等问题。”[5]“要把宣传思想工作摆到重要议事日程，经常研究分析社会思想的重大动向。确定一定时期宣传工作重点和宣传口径，帮助宣传思想工作部门的同志打开思路，并且定期检查宣传思想工作的情况，发现问题，及时解决。”[7]
四、 关心激励的方法
党的思想政治教育、意识形态管理工作本质上是群众工作，目的是宣传群众、教育群众、引导群众、提高群众，因此必须坚持走群众路线。一方面，各级领导干部―定要牢固树立群众观点，带着人民群众的深厚感情去做思想政治工作，老老实实向人民群众学习，诚心诚意为人民群众服务。为此，要把做群众思想工作与帮助群众解决实际问题结合起来，既讲道理又办实事，既以理服人又以情感人，在办实事中贯穿思想教育，通过解决现实问题引导群众提高精神境界、增强群众对党和政府的信任。各级党委和政府都要多做得人心、暖人心、稳人心的工作，都要满腔热情地帮助有困难的群众解决实际问题。[6]另一方面，建设一支政治强、业务精、作风正的宣传思想工作队伍是做好宣传思想工作的组织保证。宣传思想战线的工作责任很重，难度很大。因此，“各级党委要从政治上、思想上、工作上、生活上关心这支队伍，建设好这支队伍”，[8]“对这条战线的同志，要充分理解，积极支持，既严格要求，又不求全责备，要满腔热情地帮助他们总结经验，提高水平。”[8]“信任是人才发挥作用、激发创新能力的重要条件。信任是最大的尊重和爱护。大家都要关心、爱护、理解、信赖人才，激励他们充分发挥聪明才智。”[6]同时，宣传思想战线汇集着大量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工作的好坏直接决定了意识形态管理的成败。要很好地贯彻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方针，努力创造民主舒畅、生动活泼、团结协作的环境，充分发挥这条战线广大知识分子的聪明才智，使优秀人才脱颖而出，特别是使青年人才更快更好地成长，逐步造就一大批在全国乃至国际上有影响的各类专门人才。对有突出贡献的，要特别爱护和珍惜。要设立若干种代表我们民族科学文化水平的、被社会视为崇高荣誉的奖励。总之，要在全社会进一步形成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良好风尚，政治上要充分信任，工作上要放手使用，生活上要关心照顾，充分调动他们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通过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引导他们将实现个人价值与实现祖国现代化的伟大事业紧密结合起来。
五、 教育引导的方法
新时期如何开展意识形态管理工作？邓小平总结过去的经验教训，一再强调思想、意识形态领域管理主要采取引导、教育为主的方法。这是由意识形态领域思想斗争的规律以及新时期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领域的特点决定的。“无论如何，思想理论问题的研究和讨论，一定要坚决执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一定要坚决执行不抓辫子、不戴帽子、不打棍子的‘三不主义’的方针。”[2] “对一部分干部和群众中流行的影响社会风气的重要思想问题，要经过充分调查研究，由适当的人进行周到细致、有充分说服力的教育，简单片面武断的说法是不行的。”[5]针对人们对加强思想战线的管理心存疑虑，邓小平指出：“毫无疑问，我们仍然坚持‘双百’方针，坚持宪法和法律所保障的各项自由，坚持对思想上的不正确倾向以说服教育为主的方针，不搞任何运动和‘大批判’。对坚持错误拒绝改正的党员要执行党纪，但是在处理这些问题的时候不允许重犯任何简单化、扩大化的‘左’的错误。”[5]另一方面，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是一个长期的工作，要着重教育，不能采取运动的方式来处理。“正因为斗争是长期的，所以我们不搞运动，主要是进行教育。既是斗争的过程，也是说服教育的过程，但最终说服不相信社会主义的人要靠我们的发展。”依靠引导、教育手段加强道德、法制、社会风气建设以及改变思想领域混乱状态是新时期思想建设的根本经验。邓小平一再指出，尽管“问题在于我们思想战线上出现了一些混乱，对青年学生引导不力”，[5]消极因素主要表现在理论、思想、文化领域。但“过去那种简单片面、粗暴过火的所谓批判，以及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处理方法，决不能重复。”[5] “我们特别强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同时提出加强思想政治工作、说服教育工作，同社会不良风气包括特权思想进行斗争。‘文化大革命’带坏了一代人。所以，我们提出要教育人民成为‘四有’人民，教育干部成为‘四有’干部。‘四有’就是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5]邓小平倡导的引导、教育方法成为新时期意识形态管理的重要途径，收到良好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