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公共政策制定的过程中，人们平时最关心也是谈论最多的便是科学决策与民主决策的问题。但是究竟如何理解科学决策和民主决策却并没有得到深入的讨论。本文拟就此问题提出一些看法以就教于学界。
一般说来，人们对科学决策的理解有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指决策的方法和程序符合科学的要求，另一方面是指决策的结果符合客观规律。前者一般不容易产生歧义，而后者却容易产生歧义。当然，就前者来说情况也是很复杂的。科学方法有社会科学方法和自然科学方法的区别，人们只运用社会科学的方法而不运用自然科学的方法，是否合理呢？对信息的归纳、整理和分析也有不同的方法，有量化分析的方法，也有一般的归纳与综合的方法。使用一般的归纳与综合的方法是否就不科学呢？例如过去的革命战争时期，战争的形势瞬息万变、政治环境纷纭复杂，然而毛泽东就是运用对立统一的方法和归纳综合的方法制定了正确的政治的战略策略和军事的战略策略，从而赢得了革命和战争的胜利。我们都知道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对抗日战争的发展作了多么英明的预见，历史证明，后来抗日战争的发展基本上是按照这一预见实现的。我们能说这样的决策不科学吗？当然我们也不能说量化分析的方法不科学，虽然它也有一定的局限性。所以，关于决策方法的科学性的问题便是一个值得深入地讨论的问题。
对于后一个问题，即关于决策结果的科学性的问题，就不仅复杂，而且还会产生歧义了。这里涉及到对实际情况的看法问题。从决策者的角度来说，似乎决策的对象──包括环境和人都是纯粹的客体。他们只有在一定政策的作用之下才会产生这样和那样的反应。这样，就可以把每一项决策和客体的反应之间的联系作相关的细致的分析，并且将这一过程变成完全可以重复进行实验的过程。只有作这样的设想时，才能从自然科学的意义上来考察决策结果的科学性。这也就是把决策的过程和自然科学的实验相提并论。这样做在一些人看来才是完全符合科学的，因而是科学决策的本意。然而，问题在于，是否能够把决策的对象看成纯粹的客体？实际上恐怕不能这样看。因为决策的对象也是具有主观能动性的人或人群。他们不仅仅可以对决策者的行为做出一定的反应，同时，他们还能以主体的姿态对决策者施加影响，并且力求达到预期的结果。在这种情况下，虽然总的权力格局并没有发生变化，但是实际上已形成一种决策者与决策对象之间的互动的局面。在这种情况下，决策过程已经不是原来人们所设想的单向的运动，而是一种双向的运动，并且是一种往复不断的双向运动了。而在双向的运动中，原来的所谓决策的科学性便不见了。第一，因为决策者通过一定的决策并不一定能从决策对象方面得到预期的反应；第二，决策者的决策动机本身便要受到决策对象反作用的影响。这样，便使得决策者和决策对象双方的地位都变得相对化了。因而，决策过程便伴随着决策者和决策对象双方不断的相互作用的过程。两个过程结合在一起，才能反映现实的决策状况。这个问题，我是受启发于詹姆斯・不坎南的《自由、市场与国家》。他在书中分析了经济学与政治经济学的区别，指出，经济学把作为研究对象的人完全看成像自然对象一样的纯客观对象。因此，其所研究的就是每一项政策对客体作用之后所产生的反应。而且这种作用与反应的内容是可以重复的，也就是说，不论什么人在什么时候都可以用同样的政策得到同样的反应。这样，决策过程就变成了与自然科学实验一样的过程了。然而不坎南认为，这种对科学的追求实际上是并不科学的。因为作为经济政策的对象的人们，并不是一个纯客观的对象，而是一个具有主观能动性的实体。他们并不是简单地接受经济政策的作用，而且也在把决策人当作实验的对象。他以《鲁宾逊漂流记》中的鲁宾逊和星期五之间的关系来说明：当鲁宾逊开始遇到星期五的时候，由于无法进行语言的交流，他只能对星期五进行作用与反应的实验以探索交流的途径。这样看来他似乎是在进行一种纯粹的自然科学的实验。而经济学便类似这样一种实验。但是，不坎南指出，实际上，当鲁宾逊在进行这种实验的时候，反过来星期五也在对鲁宾逊作着同样的实验。也就是说双方都在寻找交流的途径。这样便很快找到了交流的途径，并发展为语言的交流。不坎南指出，这种情况正是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内容。这样便把经济学与政治经济学区别开来。这就说明：如果说经济学所追求的是只能有唯一答案的科学真理，那么，政治经济学所追求的却是利益的交易。这就是不坎南的公共选择理论的出发点。不坎南的这一思想对我们研究决策问题显然是有很大的启发性的。如果说在经济领域中情况是如此，那么作为政治学和行政学研究对象的政治领域就更加如此。所以，政治决策的过程实际上也是一种利益的交易过程。是决策者与决策对象之间的利益交易的过程。因此，虽然基本上说来决策是在政治管理的权力的框架内运行的，也就是说决策者与决策对象之间的地位不可能是平等的，但是其中已在很大的程度上渗透进了交易的内容，从而已经在很大的程度上改变了权力关系。面对这样一种实际的情况，强调决策的科学性就有可能走人歧途。因为科学性所追求的是唯一正确的答案，而在实际上并不存在唯一正确答案的情况下，人们就会把并非唯一正确的答案当作唯一正确的答案。而自认为自己已经真理在握的人，就会把其它的可能答案当作谬误去排斥和打击。因为真理是从不妥协的。而这样做的结果当然是一定要碰壁的。正如不坎南在上述的书中指出的，不注重利益交易而只注重追求真理的政治学，很容易变成专制主义的政治学。这种说法也适用于对所谓科学决策的评价。名义上追求科学性的决策，很可能变成专制主义的决策。这样，所谓的科学决策不但不等于正确的决策，而且还同民主决策完全对立起来了。如果说真理是决不妥协的，那么利益却是可以妥协的。交易就是利益妥协的最经常和最方便的办法。所以，对科学决策这一提法需要慎重对待，应该仅仅从前一种意义上即决策方法的科学性的意义上来使用，而不应该将其意义延伸到决策的结果方面来。同时，我们在研究决策的结果时，则应把决策的结果看作是决策者与决策对象之间围绕着利益问题的互动过程的一种合力，也就是双方反复进行利益交易的结果。从这方面来说，并不存在追求真理和追求科学性的问题，而是追求利益的协调，即追求双方都能或都愿意接受的结果。这才应该是正确决策的最后的衡量标准。这样一种认识应该始终贯彻到公共决策的过程中来，使公共决策真正能够在社会政治生活中发挥良好的、积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