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党的十四大为标志，我国开始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农村开始进入快速变化的转型期，一些深层次矛盾逐渐突出，各种利益冲突加剧，影响稳定的因素增多。近几年来，随着农民法律意识的提高，越来越多的人们开始懂得拿起法律武器，捍卫自己的权利，信访也在不知不觉中成为老百姓主张权利的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渠道，而涉法信访的比例高达40%以上。农村的问题解决了，中国的问题就解决了一大半；农民信访问题解决了，信访问题同样也就解决了一大半。而农民涉法信访问题还有许多症结尚未解开。
所谓涉法信访，是指那些已经或应当被执行机关和司法机关受理，或者是已经进入诉讼程序的案件中，有利害关系的当事人对于执法机关和司法机关的作为与不作为所提出的申诉和控告未能如愿，转而向上级机关投诉，或者寻求法律程序之外的请愿活动[1]。农民涉法信访问题说到底就是农民、农村和农业问题。近年来，农民涉法信访案件主要集中在以下方面：非法、强行征用土地和土地补偿过低或被侵吞，侵犯土地承包经营权纠纷；村组财务管理混乱；村委会换届选举不规范；税费改革政策落实不到位，负担加重；生产销售伪劣农药、化肥、种子以及其他农用物资，侵害农民利益；乡村基层干部作风粗暴，作风不正和违法乱纪；违法执行计划生育法规和政策等。
一、大规模农民涉法信访的原因分析
改革过程中，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严重失衡的问题有逐步扩大的趋势，体制等原因造成农民阶层生存艰难。而社会毕竟在发展进步，二者的不相适应致使许多深层的矛盾以各种形式显现出来，而农民的涉法信访就是主要形式之一。
（一）农民政治主体意识的觉醒和增强是促使其为维护自身权益而信访的内在动力。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增强了农民的“经济人”理性，强化了其竞争、自由、平等观念，给农民营造了独立、自由选择的氛围。权利意识、平等意识、维权意识使他们向政府、官员表达自己的异议、不满和抗议，维护自己的权利。
（二）司法机关的裁决、处理不公正，司法权威下降是涉法信访的主要原因。由于体制等方面的原因，我国司法应有的权威性目前尚不具备。当前社会和公众对司法机关的期望值过高，而由于司法体制的制约，以及当前公民、法人和其他社会组织的社会诚信意识尚未普遍形成，当社会和公众的诉求通过诉讼未获满足时，便失去对司法的信赖，转而寻求法外途径。目前我国司法裁判大部分是正确的，但是由于主客观的原因，仍然有相当一部分的错案、冤案，在实体上和程序上都存在不少的问题，这是不容否认和回避的。对司法机关而言，一件错案在所办案件中的比例可能很小，但对具体的当事人来说就是百分之百。他必然要通过各种途径进行反映。因案件久拖不决、裁判错误而形成的涉法上访比重较高。
司法公信力下降也是导致涉法信访的重要原因。有的农民不相信法院的判决是正确的、公正的，不相信司法机关在地位反差较大的当事人之间能做出公正裁决，对司法机关存有不信任心理，认为法院裁判不公、偏袒对方，把司法机关和信访部门接待人员的解释当作“官官相护”的借口，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仅凭主观猜测而不断纠缠。这类当事人在涉法上访中也有相当比例。
（三）涉法信访的低实效状况是农民重复涉法信访的重要原因。在当前社会经济转型时期，各种利益冲突和社会矛盾增多，现有的信访工作格局正面临严峻的挑战，体制“瓶颈”正成为信访工作的主要障碍。第一，各级信访机构规格不统一，名称繁多，职能交错，缺乏内在的沟通和协调，信访效率低下。全国尚未建立起统一、有效的信访工作体系，具体工作无规矩可循，处理信访事项的随意性大，信访地位遭到相当程度的“矮化”。第二，大部分信访事项“有头无尾”，不了了之。有人形象地将信访立案比喻为彩票中彩。第三，信访工作人员是七拼八凑过来的，不能适应信访工作需要。少数信访部门同志的责任心不强，作风漂浮，对群众涉法信访怀有抵触情绪，甚至认为上访人员是无理取闹，“不老实”、“爱闹事”，对群众递交或邮寄过来的信访材料，也常常是简单地附上便函、盖上公章一转了之，使信访部门成为只起材料转递功能的“邮局”，致使一些本可以及时处理的涉法信访案件转化成了疑难案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