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近年来，马克思与施蒂纳的关系逐渐受到国内一些学者的关注，这一关注集中体现在对施蒂纳的《唯一者及其所有物》(以下简称《唯一者》)和马克思恩格斯的经典著作《德意志意识形态》(以下简称《形态》)第一卷第二章的比较和研究。对马克思与施蒂纳关系的思考和反思不仅对理解马克思早期哲学思想发展的线索(尤其是其早期哲学思想与青年黑格尔派的关系)，而且对于理解马克思哲学在整个哲学史中的革命性变革之意义也极为重大。在这方面，国内学者吴晓明教授和张一兵教授对此有比较深入的分析。吴晓明教授主要从马克思对施蒂纳的批判来反观马克思哲学在哲学史中实现的革命性变革，即：马克思终结了一切形而上学。张一兵教授主要从马克思哲学发展史的角度来看待马克思对施蒂纳的批判，即将马克思对施蒂纳的批判视作马克思哲学新视域建构中的理论参照系。当然还有一些学者从马克思对施蒂纳的批判中寻求理论资源以此来凸显马克思“形而上学”维度意义上的人文关怀，等等。这些学者都看到了以往我们马克思哲学史研究中忽视了《形态》第一卷第三部分马克思对施蒂纳的批判研究，并试图挖掘施蒂纳在马克思哲学思想发展过程中的作用，从马克思对施蒂纳的批判来反观和重新认识马克思的哲学思想。可以说，这些学者为我们理解马克思与施蒂纳的关系提供了很好的理论视角，是对以前我们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中较为薄弱地方的重要补充。
然而，在以往的研究中，马克思对施蒂纳“自由主义”批判的批判并没有得到应有的理论重视，本文结合施蒂纳的《唯一者》和马克思的文本《形态》的第一卷第二章对这个问题进行尝试性的深入解读。另外，以往的研究没有把马克思对施蒂纳的批判(尤其是马克思对施蒂纳“自由主义”批判的批判)与“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这个命题联系起来思考，没有看到这两者应有的逻辑关联。本文亦尝试着结合马克思对施蒂纳“自由主义”批判的批判，来重新论证和解读这个命题所具有的理论特质。
二、马克思对施蒂纳“自由主义”批判的批判
马克思对施蒂纳的批判集中体现在《形态》第一卷的第三部分圣麦克斯这一章节中，在这一章节中，马克思按照施蒂纳的《唯一者》一书的篇章逐一对该书进行了批判。如果从当时马克思的思想史背景出发，我们当然要联系《形态》当时的写作背景和当时德国理论界的发展状况。可以说对施蒂纳的批判是为了整顿当时德国思想界的理论混乱及其划清自己与青年黑格尔学派的界限。施蒂纳的《唯一者》一书的出版，对当时德国的所谓的青年黑格尔派鲍威尔、费尔巴哈、赫斯、马克思和恩格斯等人进行了无情的批判。著名马克思学和思想史专家戴维・麦克莱伦在其《青年黑格尔与马克思》一书中指出：“所有遭到施蒂纳攻击的各派都做了相当长的答辩”。施里加和布鲁诺・鲍威尔都写了文章，费尔巴哈也做了回答。赫斯写了《晚近的哲学家们》一文，马克思和恩格斯合写的一部著作(按：指《形态》――译者)的大部分是批判施蒂纳的。甚至迟至1847－48年，年青的库诺・费舍最初发表的文章还是驳斥《唯一者》的。
马克思对施蒂纳的《唯一者》一书批判的核心思想，可以归结为：对施蒂纳“自由主义”批判的批判。当然，这里有个理论前提需要交代，即：马克思对施蒂纳的批判主要是批判施蒂纳思考问题的方式(德国哲学固有的脱离历史现实的思辨式的自我意识!)，马克思对施蒂纳的一切批判都是围绕这一点而进行的。我们不妨说此时的马克思正处于思想的急剧转变时期，张一兵教授的说法：“此时的马克思的心思早就不在一般的哲学争论，他已经意识到一切都必须基于现实的研究。”这一点是比较中肯的。这一点马克思自己也是认同的，“我们看到，理论的对立本身的解决，只有通过实践方式，只有借助于人的实践力量，才是可能的；因此，这种对立的解决绝对不只是认识的任务，而是现实生活的任务，而哲学未能解决这个任务，正是因为哲学把这仅仅看作理论的任务。”我们把马克思对施蒂纳《唯一者》一书批判的核心思想归结为对其“自由主义”批判的批判，是以上述此时马克思的整体思想动机(摆脱德国哲学的纯粹思辨，一切基于现实的历史研究)为前提的。更进一步说，马克思对施蒂纳“自由主义”批判的批判主要集中在对“每个人”的自由及其发展“条件”的强调上(黑体部分为笔者所加)。这些内容集中反映在《形态》第一卷的第三部分圣麦克斯第一章节第6小节“自由者”的论述之中。笔者先简要概括马克思在这一小节中对施蒂纳“自由主义”批判的批判的主要理论要点，然后根据这些要点进一步阐述我对马克思在《******宣言》中明确提出的“每一个人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这一命题的认识及其这一命题在当今现实社会中的意义。
所谓施蒂纳的“自由主义”的批判，是指施蒂纳在《唯一者》一书的第一部分的第二章的第三节“自由者”中，对近代以来主要社会思潮即政治自由主义、社会自由主义和人道自由主义的批判。这一节在《唯一者》一书中处于承上启下的作用，可以说对“自由主义”的批判这一思想，贯穿《唯一者》一书的始终，无论该书第一部分的人，还是第二部分的我，都或隐或显贯穿着施蒂纳对“自由主义”批判的思想。当然，施蒂纳本人是要彻底丢弃“自由”即他所谓的“幽灵”、“幻想”之类的东西。这一点在《唯一者》一书中有所体现：“如果自由不能带来什么东西，那么这种自由对你又有何用?况且你若摆脱一切而自由，那么你就是什么都不拥有；因为自由是毫无内容的。……至于我如何来利用自由，这就取决于我的独立性。”相比较施蒂纳对“自由主义”的批判，我把马克思对施蒂纳“自由主义”批判的批判归结为：政治自由主义的反批判、社会自由主义的反批判和人道自由主义的反批判。
(一)政治自由主义之“反批判”
施蒂纳在《唯一者》一书对政治自由主义的理解，可以说就是近代资产阶级革命时代所带来的新的时代。“随着资产阶级时代开始了自由主义时代。人们意愿看见到处产生‘理性的东西’、‘时尚’的东西等等。它的目标是‘理性的秩序’、‘道德的行为’、‘有制约的自由’，而并非是无政府状态、无法纪、独自性。一旦理性占有统治，个性就甘拜下风。”从施蒂纳对政治自由主义的整个批判来看，他无疑从政治自由主义的根基之处“理性”着手，这一点是较为深刻的。当然，其批判的动机无疑是彻底摧毁理性，他看到了资产阶级所开创的时代也是和中世纪以来人们信仰神、信仰上帝的时代没有什么不同。具体说，施蒂纳眼中的“政治自由主义”是这样的：“人们如何设想‘政治自由’呢?是个人摆脱国家及其法律的自由吗?否，恰恰相反，它是个人在国家内和法律上的服从性。为什么去称之为‘自由’?因为在人与国家之间不再隔有中间人，人与国家处在一种直接和没有中间环节的关系中。”可见，施蒂纳眼中的“政治自由主义”就是彻底摆脱国家和法律的自由才称其为自由(当然施蒂纳是根本不承认自由的)，施蒂纳认为资产阶级的自由不过是和新教自由(没有彻底摆脱上帝、宗教)一样都是不彻底的。即这样的自由仍然靠国家和法律来统治施蒂纳心中所谓的“现实的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