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投资、消费、净出口三大经济增长要素中，高投资率和贸易顺差拉动了近年来经济的高速增长，但消费增长并未在中国经济中达到适当规模、起到应有的拉动作用。
如果我们用支出法进行国民经济核算，GDP可分为最终消费和投资，最终消费又分政府消费和居民消费。我国的政府消费比重与全球平均水平及相同收入国家的水平基本相当，但居民消费比重明显较低。另外，我国的最终消费总额年均增速一直低于GDP增速，而近几年来消费对新增GDP的贡献比重也处于下降趋势。尽管自1997年后我国政府采取了扩大内需和促进消费的政策，但似乎难以达到较为显著的效果。
由于目前城市化与工业化已成为中国经济长期增长的主要动力源，所以如何围绕城市化的主线，以城市化来促进国内消费增长，是一个值得关注和研究的经济问题。
城市化对消费需求增长有六大影响
关于城市化与消费之间的关系，在此前的理论研究与政策制定中并没有得到人们的普遍关注，似乎两者之间并不存在着明显的关联关系。但是，从长期看，由于消费问题是制约中国经济的本源问题，而城市化也是中国经济长期增长的核心动力源，因而两者之间必然存在千丝万缕的关系。我们可以从以下六个方面来透视城市化与消费之间的关系。
1、城市化改变了社会消费心理。在现代社会中，随着城市化水平的不断提高，小城镇与乡村的消费心理开始不断向城市靠拢或趋同，最终达到城乡一体化。在此过程中，一是农村消费心理向城市的趋同，主要是农村消费者把城市、尤其是县城当作消费潮流的风向标，并主动模仿城市消费；二是小城镇消费心理向大城市的趋同，由于大城市的消费信息更丰富，消费渠道更广泛，因此在小城镇消费中有巨大的示范效用；三是大城市居民自身的消费心理转化，城市的全面扩张自然伴随着可消费品的不断增多，消费心理也逐渐认同国际化城市的标准。由此可见，城市化从不同层面改变着社会消费心理，它与收入提高、消费环境改善等因素共同构成消费升级的必要条件。
2、城市化影响了消费结构内容。城市化带来了消费结构内容的两种分化。一是城市“新移民”与农村人群的消费分化。城市“新移民”中的外来务工人员在进入城市生活后，收入增长的同时，在基本生活消费之外也大量增加了耐用消费品的购买。在多数乡村地区，虽然受到城市打工者的示范效应，但由于收入和消费环境的制约，消费内容仍然滞后。二是城市居民的消费分化。城市化加快带来了生活成本的巨大压力，中低收入居民由于需要把收入的较大比重用于基本生活支出，因此受到更大预算约束，消费内容仍然无法跟上城市化步伐。而高收入居民则出现较大消费升级，除汽车、高档家电等物品外，还注重文化、旅游、休闲类的新型消费产品。
3、城市化带来第三产业运作模式的变革，进而影响居民消费。城市化带来人口集中，进而为第三产业发展创造了条件，而第三产业的变革又从三方面影响着居民消费。一是产业内容的创新。城市化带来消费心理与内容的不断更新，进而为第三产业发展提供了无穷的商机，旨在改进居民在物质和精神生活质量方面的服务产品层出不穷，在客观上起到了“供给创造需求”的作用。二是产业模式的革新。人群的集中带来新的城市商业模式探索，如连锁经营、网络配送、打包销售等，最大程度上发掘了居民的潜在需求，使得消费行为更加便利。三是通过城市边界的扩张，在时间和空间上使得城市第三产业网络逐渐延伸到农村地区。在我国第三产业产值总量中，城市占80%，农村仅占20%，农村第三产业发展水平大大低于城市，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城市化的某些误区，大城市发展应与农村建设、小城镇建设结合起来，重点带动农村第三产业发展，为农民消费创造条件，这才符合城市化的一般规律。
4、城市化对居民消费的“累积效应”。根据测算，目前1个城镇居民的消费水平大体相当于3个农民的消费。有研究表明，城市化率提高1个百分点，就会有100万到120万人口从农村到城市，由于城市人口的消费是农村的2.7倍到3倍，约拉动最终消费增长1.6个百分点。各国的经验都表明，农村人口向城市的迁移，确实会产生巨大的消费“累计效应”，并进而成为经济增长新的源泉。我国的情况也是如此，城镇居民消费对城市化的弹性非常大。所以，将来的城市化改革必须要保障这种“累计效应”的持续性。
5、城市化对居民消费的“挤出效应”。如果城市化路径出现扭曲，则可能对居民消费产生三方面的“挤出效应”。第一，如果城市化只注重表面文章，忽视了消费软环境的建设，把有限的财源用来维持政绩，如大兴土木搞城市建设，而把居民衣食住行和收入提高等问题抛之脑后，自然会挤出消费的正常增长，却则会间接对消费产生负面影响。第二，中国城市发展的非均衡性想象比较突出，有些地方是城市化不足，有些则是城市化超前。在前几年流行的经营城市思路下，对城市的过度开发和土地制度的混乱，间接造成了以住房支出为核心的城市生活成本的非合理增长，从而对居民造成流动性约束，当期消费受到较大影响。第三，某些极端的城市化造成了对农村居民的严重福利损害。尤其很多地方把城市化与农村发展对立起来，在强制获得郊区农民土地后，没有采用合理的补偿和安置措施，导致了部分农民消费状况与城市化出现了负相关。
6、城市化影响消费的“城乡差异”与“区域差异”。首先，工业化是解决城乡差异的主要因素，近年来发展经济学开始关注城市化对该问题的影响。研究表明，城市化的不同路径，可能会造成城乡差异扩大或缩小两种截然不同的结果。中国的情况似乎更接近于前者。一方面，由于城市发展普遍缺乏系统规划，新的“城乡二元”开始出现，如外来务工人员在住房、就业、教育、医疗等方面，享受不到与城镇居民相同待遇，处于城市边缘化状态，难以融入城市生活。城市加快扩张和房地产无序开发，使许多原先的农民一夜之间成为市区居民，但对农民转化为市民过程中的保障、教育等方面，还缺少足够政策关注，这些都使得相关人群的消费增长受到约束；另一方面，现有户籍制度使城市化人为地促进了城乡消费差距。通过户籍改革彻底拆除分隔地区和城乡的“户籍篱笆”，形成公平的市场运行机制，将大大刺激消费，也将为城市化松绑。其次，由于各级政府对城市化缺乏统一认识与发展思路，中国的城市化发展进程是严重非均衡的，这带来经济发展的区域不平衡，进而造成了消费结构的区域差异。这样的情况在东中西部地区比较来看是明显的，即使在特定省份内也容易看到，如江苏城市化发展区域差异就在扩大，2005年城市化发展水平自南向北梯度递减。这种城市化区域差异的扩大影响到经济布局，进而对收入增长、消费环境、消费模式和理念都产生深远影响。
城市化将有利于促进消费增长和升级
由于城市化在长期内将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主题，但迄今为止的理论和政策都更集中于城市建设投资方面，对城市化与消费之间的关系关注不足。从根本上看，我们认为，良性的城市化路径必须以人为本，逐渐带来居民消费的增长与升级，最终促进公众生活福利水平的全面提高。在此，有三大误区必须引起我们的重视。
误区之一，城市化水平提高必然带来消费的持续增长。许多观点错误地认为，人群向城市的转移等同于消费的必然提高。确实，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消费总规模会提高。但是，如果只片面重视城市范围的扩大，以及机械地增加城市人口，却忽视了新增人口能否享受社会保障、公用设施完善等问题。从长期看，新增人口的边际消费倾向可能会下降，最终使消费增速降低，由此也加重了中国经济的消费偏低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