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文心雕龙》“折中”精神的主要体现(一)

【内容提要】
折中论的精神原则在《文心雕龙》中,具体体现为五个方面的内容,即:1.反“本”以执“中”,在其理论批评体系的构架上,主要从本末观出发,把文的本体即自然之道与文的现象统一起来。2.察“源”以执“中”,在考察文的生成过程和历史的发展变化过程时,贯彻了折中论原则,其体现出的具体研究方法是原始要终与变通适会。3.尚“中和”尚“圆览”尚“中正”以执“中”,对作品文本的构成乃至创作和批评要求,主张圆通的和谐观,要求立理归于本正,讲究一与多的统一。4.贵“通才”贵“圆照”贵“见异”以执“中”,在其批评理论中,包括对作家和作品的批评方法本身,也贯彻了折中的思想方法。5.求“圆通”求“体要”求“辨正”以执“中”,是指其论述方法、逻辑推理的特征而言的。

【关键词】 折中/本末/本源/圆览/圆通

 一、引言

  由于对刘勰在《序志》篇中所表明的“本乎道”的理解,《文心雕龙》的研究者持有“儒家之道”、“道家之道”、“佛家之道”等不同的诠释,而这不同的诠释,最终又集中到《文心雕龙》的思想倾向和“折中”论的研究评述上,前者往往决定了后者论述的倾向。较为强调《文心雕龙》以儒家思想为主导(或说为根柢)的学者,认为刘勰的“折中”方法,主要是儒家主张的“过犹不及”、“执其两端”的用“中”方法(注:作如此理解的研究论文和著作中略而提及者甚多,其中研究深入并较为全面的可以周勋初先生的论文《刘勰的主要研究方法――“折中”说述评》一文为代表,该文认为刘勰“折中”论本于儒家学派,但也受到玄学辨名析理的方法的影响,其“折中”的具体做法主要有裁中、比较、兼及三相内容;又认为《文心雕龙》论文有纵向和横向两个方面,“割情析采”着重于“横”而论“通变”着重于“纵”云云;又将刘勰视为折中派,以与当时(齐梁)裴子野等守旧派和萧子显、萧纲等趋新派相区别。这一论说见其另一文《梁代文论三派述要》,与上文均见其《文史探微》一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

  另外,王运熙先生《刘勰文学理论的折中倾向》一文对当时文论派别也分三派,认为对永明文学及其以后文学“新变”现象,可分为反对派、赞成派与折中派,以裴子野等为反对派,沈约、萧子显、萧纲、萧绎等为赞成派,而刘勰与钟嵘、萧统等为折中派。周、王两位先生关于齐梁文论三派的论述,虽个人的具体划分稍异,但基本相同,也就从广阔的历史视野中来论述了刘勰的“折中”论。文见饶仆子先生主编的《文心雕龙研究会萃》论文集,上海书店,1992年。);同时又有学者认为刘勰的“折中”方法,受到龙树的《中论》的影响,体现了佛学的“中道”观(注:指出刘勰的“折中”论受到《中论》的影响,吸收了佛学“中道”观的思想,论者也不少,其中可以徐季子《刘勰文论中的“中道”观》一文为代表,文载《文心雕龙学刊》第六辑第60―68页,齐鲁书社,1992年。)。我们以为这两种说法均有一定根据和理由。其实几乎《文心雕龙》的研究无不对刘勰的方法论问题有所论述,我们在此难以一一评介。但存在问题是明显的,因为刘勰的“折衷”论,还有道家的“枢中”观念,而尚“中”思想是我们的重要的文化传统精神,不能主要从儒道释三教尚“中”与用“中”之思想的交融会通角度,去深入研究,立论本身就不够“圆通”,而且也是与刘勰主张“折衷”、“会通”的精神不相符合的(注:张少康先生认为应该从儒道释三教思想会通的角度看问题,并认为刘勰的“折中”论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的精神内容:一、强调识“大体”、“观衢路”;二、强调“圆通”、“圆照”;三、强调“善于适要”,“得其环中”。见《文心雕龙新探》第256、260、265页,齐鲁书社,1987年。)。

  我们认为所谓方法论,主要是从形而上的思想方法观念去看问题的,它又与形而下的具体方法方式是相互统一的,也就是说,方法论是一种思想观念,而这种“观念”是统率不同的具体的方法的,是具体体现在特定学科研究方法之中的。对于《文心雕龙》而言,刘勰说“惟务折衷”,主要是一种在分析问题解决问题时,崇尚用“中”或说执“中”的思想方法的观念和基本精神原则;其作为“折衷”方法论的尚“中”的思想方法,与用“中”的具体研究或批评方法,是存在一个形而上与形而下的区别的,但同时也是相互统一的。本文试图从《文心雕龙》的具体理论批评之中归纳总结其“折中”论的精神原则的具体体现,以便进一步对刘勰“折中”论作一点探源求本的分析。

二、《文心雕龙》“折中”精神体现之分析

  刘勰在《序志》篇将《文心雕龙》五十篇分为上下两篇四个部分,即第一,前五篇的“文之枢纽”,第二,次二十篇的“论文叙笔”,这属于上篇的“纲领”内容;第三,自第二十五篇《神思》至第四十九篇《程器》,论述“割情析采,笼圈条贯”等内容;第四,《序志》篇,为“以驭群篇”的全书总序。这是刘勰自己对《文心雕龙》的理论批评体系一种“形式结构”的划分,不过这种“形式结构”与其“内在理论体系的逻辑结构”又是统一的;而《文心雕龙》的理论结构与其“折衷”的研究方法也是相统一的。现在我们来分析一下刘勰“折中”论在《文心雕龙》中的具体体现,拟将之简要概括为五个方面的内容。

    1.反“本”以执“中”

  所谓反“本”以执“中”,是指刘勰在建筑《文心雕龙》的理论批评体系的构架上,在分析“文”的现象时,主要从本末观出发,把“文”的本体即“自然之道”与“文”(天文地文人文)的现象统一起来,并于其中贯彻了尚“中”之思想方法的精神原则。在这个理论意义上讲,刘勰的“折中”之“中”,主要表现的是“中极”或说“极中”的思想观念。现在让我们来解剖一下上篇“文之枢纽”的部分,来说明我们为何应该将其本末观与“折衷”论联系到一起看问题的理由。

  《序志》篇说:“本乎道,师乎圣,体乎经,酌乎纬,变乎骚”,而对勘前五篇篇名相继却为原道、征圣、宗经、正纬、辨骚,从这一对勘之中,可以明确见到:原道即本乎道,讲的就是文学之本、之原,加以哲学阐释,就是文学本体论问题;征圣即师乎圣,而宗经即体乎经,盖认为圣人本自然之道而创“经”,衍生出各种“文体”,故文学创作当师圣体经,宗经之“宗”有“归源”之义,讲的是“文学”本源论或说发生论。这个“宗经”之“宗”,与刘勰《灭惑论》所谓“至道宗极,理归乎一”之“宗”的含义显然有别,“至道宗极”之“宗”与“极”连用,讲的也是本体问题,与原道之“原”、“本乎道”之“本”,含义相同。沈约《神不灭论》所谓“穷其原本,尽其宗极”(注:《广弘明集》卷二二。),是“宗极”与“原本”同义之证。正纬即正别纬与经之不同,以备文学创作“酌”而用之,辨骚即辨别骚与经之异同,而究明文学创作之正变源流,所以说“变乎骚”。可见,本末观和正变观是这五篇着力为全书建立的两大思想原则(也是逻辑基点)。《文心雕龙》的庞大思想体系、周密的文学理论批评,是从《原道》篇开始建立起来的,先讲“原道”而后才讲“征圣”与“宗经”的,刘勰认为儒家的“五经”,是“恒久之至道,不刊之弘教也。”(《宗经》),从本末合一、体用相即的意义上讲,“经”便也成为“至道”,然而虽然“经”是“至道”,但毕竟又是“用”,故又说是“不刊之弘教”,即“经”也就是“教”,对刘勰之“宗经”(儒家经典)的观念,要将“至道”与“弘教”联系起来看,二者不可偏废。刘勰的文学观念就是建立在本末合一、体用相即的本体论的思想基础上的,其文学观既强调自然本体论的“神理之数”(《情采》),也突出地要求“文”要宗经尊体,表现出一种儒道释相互结合的文学思想。

    2.察“源”以执“中”

  所谓察“源”以执“中”,是指上文说的“本、正、变”三者相互统一的关系中,也就是刘勰在考察“文”、“文学”的生成过程和历史的发展变化过程时,贯彻了“折中”论原则,其体现出的具体研究方法是“原始要终”与“变通适会”。“原始要终”与“变通适会”,主要体现的是刘勰的文学史观,同时也是研究文学发展史的方法,但其中同样贯彻了“折中”论的精神原则。这里从两方面简要地论述一下:

  第一,我们还是再来分析一下《文心雕龙》前五篇“文之枢纽”所体现的“正变观”:有本就有末,有“经”就有“权”,“经”为“正”而“权”为“变”(注:《论语・子罕》记孔子语云:“可与共学,未可与适道;可与适道,未可与立;可与立,未可与权。”皇疏引王弼《释疑》曰:“权者,道之变。变无常体,神而明之,存乎其人,不可预设,尤至难者也。”《王弼集校释》下册,第627页,楼宇烈校释, 中华书局,1980年。),“经权结合”的思想,乃是中国文化传统中的重要精神之一。到刘勰时,《毛诗序》中的“变风变雅”论,通过郑玄等经学大师的笺证和论述,亦已经不是新鲜的思想。但刘勰还是有所发展的,一是刘勰根据文学的发展史实,把《离骚》列为“变”的典范,二是受到永明文学思潮的“新变”论的影响,特别重视“形文”与“声文”的美。就《文心雕龙》而言,刘勰特别重视“正变”的结合,传统的“典范”与“新变”的结合。《文心雕龙》开端五篇,即《原道》、《征圣》、《宗经》、《正纬》和《辨骚》这五篇,所谓“文之枢纽”,也就是理论纲领、思想纲领,其内在的理论逻辑就是,《原道》对于《宗经》来讲,是本末体用的关系,又是本源与创生的关系:“道”是本是体,“经”是用是教,而“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而明道”(《原道》),所以《原道》与《宗经》二篇之间,有一篇必不可少的《征圣》(对应于下篇看,就是《神思》篇理论的展开),因为圣人之“经”,是圣人之“心”体“道”的结果,“文”本于“心”而“心”本于“道”,所以《原道》对于《宗经》来讲,又是“经”的本源与“经”的创生关系。后代文人创作不仅应该宗经尊体,更应该直接效法圣人那样去体认“自然之道”(《原道》)、“神理之数”(《情采》),从而把握“通变之术”(《通变》)、“情变之数”(《明诗》)。所以,我们明显能够体会到,《文心雕龙》全书时时把“自然之道”与宗经尊体两个方面结合起来立论,主张“新变”,但反对“讹体”。在这个理论意义上讲,刘勰的“折中”论之“中”,体现的仍然是“中极”的思想,和“自然之道”的“宗极”密切的结合起来。这个“中极”与“终极”、“本端”的意义有关,举个比喻来讲,屋脊之脊,亦是中之极,因为屋脊对于两边的屋檐讲,就是中极。所谓“太极生两仪”,太极就也是两仪的“中”之“极”,从本体与现象角度讲,太极是本体;从宇宙生成论(尤其表现为汉代人的思想)讲,太极又是抽象的本端。刘勰《原道》篇表现了把“本体”论与“本源”论结合的倾向。

  第二,刘勰的文学发展观,并不完全是“复古”的,不是一味“回归”到古代的“素朴之美”的“黄唐时代”,因为这不符合刘勰对“情采”和“文质”要相互统一的观点;同时,刘勰的文学史观也不是“循环”论,因为这也不符合刘勰自己的观点。《通变》篇云:

 榷而论之,则黄唐淳而质,虞夏质而辨,商周丽而雅,楚汉侈而艳,魏晋浅而绮,宋初讹而新。从质及讹,弥近弥澹。何则?竞今疏古,风末气衰也。今才颖之士,刻意学文,多略汉篇,师范宋集,虽古今备阅,然近附而远疏矣。夫青生于蓝,绛生于茜,虽逾本色,不能复化。桓君山云:“予见新进丽文,美而无采;及见刘扬言辞,常辄有得。”此其验也。故练青濯绛,必归蓝茜,矫讹翻浅,还宗经诰;斯斟酌乎质文之间,而?括乎雅俗之际,可与言通变矣。

  或联系这段论述以及刘勰其他几处批评他那时的“近代”文学的话语,认为刘勰的文学史观有保守性、复古性,这是不完全正确的结论,他主张以“商周丽而雅”为文质之标准,商周的文学是否“丽而雅”,是另一个问题,但《征圣》篇也说:“圣文之雅丽,固衔华而佩”;《宗经》篇又也说:“是以楚艳汉侈,流弊不还,正末归本,不其懿欤!”好象刘勰是认为文学的发展“一代不如一代”的。其实,他的意思是要在“宗经尊体”的理论旗帜下,主张文质、雅俗要相互结合的,主张“固衔华而佩实”的,而且还同时主张自然“本色”的,故说:“练青濯绛,必归蓝茜”。自然之道与宗经尊体,始终是刘勰论文的两个基点,这就是“折中”思想方法的贯彻,表现在审美理想观念上,就是要把自然美与人工美统一起来。所以《通变》篇的“赞”语云:“文律运周,日新其业”,说得铿锵响亮;而《时序》篇分析“十代”文学的发展,认为“故知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原始以要终,虽百世可知也。”其“原始要终”的结论,在这篇“赞”语中说得明确:“蔚映十代,辞采九变。枢中所动,环流无倦。质文沿时,崇替在选”。所谓“枢中所动,环流无倦”二语,表明他的“折中”论,决不是调和论、循环论,而是一种“通变”论,“枢中”,是道家庄子学派的思想,又称为“圆机”或“道枢”,直白的说,可以理解为事物的关要,刘勰把握文学发展的“关要”,乃是“质文沿时”的理论观点,这就是发展论。他主张的是“通”中之“变”,反对的是“变”而失“正”。从这个理论意义上讲,其“折中”之“中”,表现的是“中正”、“本正”的思想。“本正”、“中正”的思想观念,不仅仅是儒家的观念,道家和佛学思想,都有这种看法,只是有所不同而已。

    3.尚“中和”尚“圆览”尚“中正”以执“中”

  所谓尚“中和”尚“圆览”尚“中正”以执“中”,是指刘勰对作品文本的构成乃至创作和批评要求,主张“圆通”的和谐观,要求立理归于“本正”,讲究“一”与“多”的统一。用现代文字理论加以论述,就是作品要做到内容与形式上的统一,或者说“文本”本身应该具有一种自足的和谐美,诸如风格、情理、文质、声律、结构、文字等等方面。同时刘勰论作品,又是与其创作论、表现论乃至作家论等联系起来讨论的,它体现在许多理论批评的层面,是非常丰富多采的, 最能够表现刘勰的理论批评乃主要是“文学的理论批评”这一特征。因为这些方面的内容体现了刘勰对“文学性”的认识,是注重从审美的角度看问题的,远非象许多研究者所用的“儒家的文学观”一语所能包含的。其“折中”之“中”的理论意义,就是一种“和”而“致中”、“圆”而“用中”以及“中正”等多方面不同的尚“中”思想观念,这也特别能够反映道家的“圆机”说和佛学的“圆通”说的影响,以及这种道家、佛学的思想与儒家“中正”思想的糅合与会通的倾向。下面试将《文心雕龙》的一些篇章“打散”,不受其原篇名之“主题”的束缚,略举刘勰论述的三组例证,不求全面,只求说明问题:

  《原道》篇:旁及万品,动植皆文:龙凤以藻绘呈瑞,虎豹以炳蔚凝姿;云霞雕色,有逾画工之妙;草木贲华,无待锦匠之奇。夫岂外饰,盖自然耳。至于林籁结响,调如竽瑟;泉石激韵,和若球槁。故形立则章成矣,声发则文生矣。夫以无识之物,郁然有彩;有心之器,其无文欤?

  《隐秀》篇:故自然会妙,譬卉木之耀英华;润色取美,譬缯帛之染朱绿。朱绿染缯,深而繁鲜;英华曜树,浅而炜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