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使是最温和的战争，都意味着对人性和正义的永恒侵犯。
――吉本
越南军援司令部终于同意让我从西贡调到菲律宾的克拉克空军基地，再从克拉克调到关岛，从关岛再调到夏威夷。在那儿，我开始记起我为什么赴战场打仗：女孩、女人、使我傻笑盯着她们瞧的美丽动物们、好色者、大男人沙文主义猪、罪恶感。记得，那是在70年代早期，男人还有权痴痴地望着女人……夏威夷就是个能这么做的好地方。
我在夏威夷过夜后，从檀香山飞往洛杉矶到达拉斯。我找到了一家汽车旅馆，睡了一天一夜，还是觉得全身无力。我已旅行了9000里，却还留在西贡的时间习惯中。我想我还在回避无可避免的事。我害怕面对辛蒂・卡德威，害怕要告诉她她丈夫死了、而我还活着这个事实。我有罪恶感，但还是得这么做。
我在达拉斯机场搭公共汽车，开始前往波曼的250里长路。德州很冷，我心里也很冷。
我站在门口，无法按门铃。我怎能告诉这个女人和她的孩子们，那个男人永远不会再回家呢？我感到如同被撕裂一般的痛苦，在逃走的强烈欲望和对一个我不认识、但使我人生因而改变的人的承诺中撕裂。我站在那儿，希望有些事会发生，帮助我伸出手去按门铃。
我开始哭了。我站在那儿，在大门口，恐惧和罪恶使我麻木。我再次看到，几乎是第一百次了，卡德威被炸成碎片的身体，听到他温柔的声音，凝望他深棕色的眼睛，感觉到他的痛苦，于是我哭了。为他哭，为他的妻子、小孩哭，也为我哭。我必须向前走。我明白在这个悲剧的战争中很多人死了，而我幸存，这个无意义的战争没有证明什么，也没有实现什么。
轮胎摩擦着碎煤渣路的声音把我从噩梦中拉回来。一辆破旧不堪、红白相间的普莱茅斯计程车开了过来，车上走下来一位中年的黑人妇女。司机，一个戴着破帽子的老黑人，也下了车。他们瞪着我，相对无言，动也不动，怀疑着我，一个白人，来他们这里做什么。
我站在那儿，瞪着眼睛，就在他们正要对我说话时，忽然间女人的脸闪过恐惧的表情。她开始尖叫，手上的袋子掉在地上，冲向我，把司机留在背后。她三步并两步走，两手抓着我的外套，问：“告诉我，你是谁，我儿子发生了什么事？”
“噢，该死！”我想，“难道是卡德威的妈？”
我伸出手握住她的手，以最轻柔的声音说：“我叫弗来德・帕尔斯，我找辛蒂・卡德威。这是她家吗？”
女人盯着我，倾听我说话，试图理解我说的话。很久以后，她开始发抖，她的身体剧烈地颤动着，如果我没握住她的手，她可能倒向大门。我紧握着她的手，我们一起倒向大门，发出很大的声响。
计程车司机在门被打开时过来帮我扶住这个女人。辛蒂・卡德威看见了这幅景象：一个奇怪的白人抱住她的妈妈，站在大门口，她迅速展开行动。
她很快地把门阖上一半，当她再次出现时，手里持着12口径的猎枪。枪稳稳地拿在她手上，她声色俱厉地说：“放开我妈并离开我家大门！”
我透过朦胧的镜片望着她，希望不要因为一个误解死在这里，我说：“如果我放开她，她会跌倒。”讣程车司机也出现在她的视线中，她的态度也立刻改变了。
“马纳，发生了什么事？”她问司机。
“我不清楚，亲爱的。”他说：“这个白人在我们来的时候就站在你家门口，你妈跳向他大叫，问他你弟弟肯尼士发生了什么事？”
她看着我，大惑不解。我说：“我名叫弗来德・帕尔斯，如果你是辛帝・卡德威的话，我必须和你谈谈。”
她握着枪的手松了些，说：“是的，我是辛蒂・卡德威。我有点糊涂了，但你可以进来，你也可以扶我妈进来吧？”
我尽可能温柔地搀着辛蒂的母亲通过大门。那个司机跟着我们进了房子，并把刚掉下来的袋子放在通往二楼的梯子上。他一脸困惑地站在那儿，不知该留下来或是离去，不知道我是谁，或我葫芦里到底在卖什么药。
我让辛蒂的母亲坐进填得硬硬的沙发椅里后退几步等待着。这样的寂静变得令人难以忍受，我在辛蒂说话时，清了清喉咙。
我说：“对不起，请继续。”
她说：“很抱歉，通常我不会用枪来欢迎客人，但我听到撞击的声音，又看到你抓着我妈站在门口，我自然而然地……”
我打断了她：“请别再说抱歉。如果我碰上同样状况的话，也会这么做，反正又没有造成伤害。”
“你要喝咖啡吗？”她问，“你是不是该脱掉湿外套？否则你会生病的。”
“我想喝咖啡，我也想脱掉外套。”脱外套让我稍微有点事做，减轻我的紧张情绪。
在这种情况下，辛蒂的母亲和司机马纳，似乎都轻松了些，他们也有机会再打量我一番。
很明显地，我通过了审查，因为这个女人伸出了手对我说：“我是伊达・梅・克雷蒙斯，这是我丈夫，马纳。请坐下，放松一下。”她指着一张牛皮沙发，叫我坐在那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