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是谁引发和加剧了“亚洲危机”？
对这个问题的答复很简单：主要是美国垄断资本，特别是华尔街金融垄断资本及其在政界的代表。
一、美国政府对亚洲大力促进“金融自由化”
这里有必要简略提一下这场“亚洲危机”发生时的世界经济环境，即当前世界经济的一些重要特点。首先是“经济全球化”（Globalization of Economy）。这就是《商业周刊》那位主编的美国“新经济论”里所讲的第一条。它与“世界经济一体化”（Integration of World Economy）既有联系，又有区别。迄今为止，两者的基本含义都是世界经济资本主义化（只有到将来在全世界实现了社会主义，它们的含义才会发生质的变化），但是后者的资本主义化程度更深，是前者发展的可能结果。与此相联系的还有一个“金融自由化”问题。
“经济全球化”是与资本主义制度的产生和发展相伴随而出现和发展的。关于它的曲折发展过程，我在其他有关拙文里已经说过，就不复述了。此处只是指出，当前的“市场经济全球化”，是符合美国垄断资本集团的愿望的，甚至在不同程度上是他们（当然还有其他一些西方国家的垄断资本）大力促成的。究其原因，正如嫡业周刊》那位主编在他的“新经济论”中所言，在“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之下，“对美国来说，这意味着国际贸易和投资在我们的经济生活中所起的作用大大超过了以前”。说得明自一点，“市场经济全球化”为美国垄断资本在世界范围内、特别是在广大的发展中国家进一步从事超额盘剥提供了广阔的场所和舞台。
但美国垄断资本集团对“市场经济全球化”程度并不满意。华尔街金融垄断资本还要求在世界上进一步实行“金融自由化”（Financial Liberalization），它与美国的虚拟资本和虚拟经济的利益紧密相连，也与“市场经济全球化”紧密相连．是“市场经济全球化”的进一步发展和延伸。
“金融自由化”也经历了一个历史发展过程。至少是从本世纪初期开始，在资本主义世界，资本在各国间本来是自由流动的。但从发生了30年代那场资本主义发展史上空前严重的经济危机以后，各资本主义国家除允许本国人持有少量外币外，相继（美国从60年代开始）限制资本的自由流动，包括限制购买外国股票、债券、向国外投资和外国在本国投资。70年代以后，在西方世界，这些限制逐步减弱或取消。但不少国家（包括日本）在金融领域仍然没了若干防线，如限制外国商业银行、保险公司、“共同基金”等金融机构在本国经营全部或部分业务。这类限制，对拥有巨额虚拟资本、执意向外扩张、谋取暴利的华尔街金融垄断资本当然是一种障碍。因此，当前推行“金融自由化”，主要是华尔街金融垄断资本的意图和政策主张。
美国垄断资本、包括金融垄断资本在政界的代表，从里根政府起，就重新推行“门户开放”政策，即进一步促进“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和大力推动“金融自由化”。1985年，里根本人曾公开宣布：“我们的任务，就是要打破对贸易、外国投资及资本自由流动所设置的壁垒”。布什政府继承了里根政府的政策。布什本人曾反复公开宣布，他的政策就是支持 “自由市场和资本自由流动”。这两届共和党政府的主要进攻目标都是包括日本在内的亚洲国家。
以克林顿总统为首的民主党政府继承了前两届共和党政府的政策，而且变本加厉。
克林顿政府1993年1月上自执政之初，就提出了“对外政策三原则”，其中第一条就是美国的“经济安全”，其实际含义就是由美国经济、金融统治世界。因为在他们看来，只有如此，美国经济才是“安全”的，如果亚洲、欧洲的经济进一步发展，特别是亚洲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对美国经济形成了挑战，美国的经济就不“安全’了。为此，克林顿政府建立了一个全国经济委员会，任命华尔街著名的戈德是一萨克斯投资银行负责人罗伯特・鲁宾为委员会主席，其对外职能就是代表华尔街在全世界推行“金融自由化”政策。1995年，鲁宾改任财政部长，由原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劳伦斯・萨默斯为副部长，对外继续履行“金融自由化”政策的职能。从克林顿政府就任之日起，他们就把推行“金融自由化”的主要矛头继续指向亚洲。除继续向日本施压、迫使日方进一步让步以外，他们随即把以亚洲为主的10个“新兴市场”（包括国家和地区）作为“打破壁垒”、推行贸易和“金融自由化”的首要进攻对象。克林顿政府为此召开内阁会议，正式批准了这个方案。他们把执行这个方案作为一场军事战役来打。政府商务部为此专门建立了“作战室”（War Room，“为自由市场而战”的作战“指挥中心”（The Command Center for Free Markets）就设在与白宫邻近的财政部大楼三层，即鲁宾和萨默斯的办公室。（《纽约时报》1999年2月16日文章：How U．S．Wooed Asia To Let Cash Flow 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