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在当前关于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反思与争论中，几乎所有学者将重商主义与失当的政策措施相联系。本文认为，这种学术观点极为不妥。不论是新重商主义还是旧重商主义，其本质都在于政府对经济发展的主导作用，而这又是由社会环境决定的。政府角色的转换应当从社会环境的角度作具体分析，当前中国改革的关键在于政府的自我约束。
关键词：重商主义 政府定位 社会环境
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学界对中国经济发展的模式进行了反思，其中亦伴随着争论。中国政府是否在走重商主义的发展道路是其争论的焦点之一。笔者认为，无论是历史上自由主义对重商主义的批判，还是此次关于中国宏观政策的争论，焦点并不在于理论的对错，而在于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也就是政府是否应该干预市场。本文的观点是，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问题应当依据社会环境来确定和把握。
政府主导发展模式源自相似的社会环境
15世纪至17世纪的西欧与20世纪50年代至今的东亚是两个政府主导型发展模式的典型，既有辉煌的成功，也出现过大量的诟病。相距数百年却采取了相同的发展模式，实行了极为相似的政府主导发展的政策，这是由两者相似的社会环境决定的。
（一）市场机制的缺失
14世纪末，西欧各地方政权有各自的关税、法律、衡量制和货币。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东亚也面临着类似的问题，一方面由于社会分工程度不高，市场本身不发达，又由于自然条件的限制与人为阻隔，存在着市场分散、地区封锁、部门垄断、要素市场发育迟缓问题。
面对相似的困境，无论在西欧还是东亚，发展的责任都落到了国家身上。西欧新兴的君主国消除了国内壁垒，建立了统一的民族国家，通过特许垄断和直接支持建立了第一批公司；在东亚，日本经济明显地体现在通商产业省对整个出口产业部门“管理”上，正是由于在不同时期它所推行的成功的产业政策，才有了日本出口主导产业的不断升级。
（二）资本严重匮乏
制约当代发展中国家经济的“瓶颈”首推资本不足。事实上，近代欧洲也是如此。这一时期，欧洲经历了黄金和白银的极度短缺，没有足够的货币来支持迅速增长的贸易额，为此，执行了一系列限制进口、鼓励出口的政策，并积极通过海外贸易与对外征服补充国内匮乏的资本。日本于二战后经济受到严重损失，工业生产急剧萎缩，城市经轰炸损失40%，农业生产也急剧下降，战后人均实际国民收入只有战前的50%，资金、原料严重缺乏。韩国于二战独立后，基本上没有民族工业，资本与资源缺乏，土地贫瘠，国内市场狭小。两国政府采取政策干预及各种经济手段，通过引进外部资源开发本国资源，通过出口导向的方式积累外汇，快速带动经济的发展。
（三）竞争激烈的国际形势
近代西欧的各民族国家是在天主教会与神圣罗马帝国构成的超国家权力体系崩塌后崛起的，各国间竞争激烈，对外贸易与扩展对国家的生存、发展格外重要。西、葡、荷、法、英以及欧洲大陆诸国长期处于战争的边缘。这种环境不可避免地使政府控制经济生活，很多经济政策尤其是对外贸易政策成为了经济战的政策。在东亚，刚刚经受战争重创从殖民体系中独立的各国，很大程度上仍面临着新旧殖民主义的威胁，处于国际分工底端并存在赶超压力。固守静态比较优势可能永远无法实现工业化，也就必然会强调政府干预，变潜在优势为现实优势，实现动态比较优势，实现国家富强。在外贸方面体现为“大进大出”的贸易结构，利用国际市场和先进技术， 实现产业升级，带动经济的高速增长。在经历了东亚金融危机后，政府干预进一步体现为外汇储备的大量积累，以弥补金融产业脆弱带来的不足。
（四）政府所处的地位
身处严峻的国内外环境，近代西欧与东亚政府都承担起发展的责任，这是有其历史根源的。近代西欧，中世纪基督教家长式统治伦理仍然延续，随着天主教会式微，人们普遍认为国家应当代替中世纪教会为社会整体承担福利责任。也正是为了承担这种责任，“统治者通过确立生产和销售标准的具体细则，着手制定重组、改组工业的总体协调方案”。而东亚国家，儒家有着浓厚的英才统治准则，崇尚权威，主张在等级秩序下协调人们的行为。在这种背景下，“政府树立了一种绝对的权威，从而担负起干预经济的职责，形成了政府的‘整体号召机制’”。
政府须随社会环境变化重新定位
（一）政府长期干预的危害
整个东亚师从日本所推行的是一种管理经济下的出口导向战略，形成了一种“重外轻内”的格局，即一组相对强大的外向型出口部门和另一组相对薄弱的内部依赖部门并存的局面。这种割裂式的不平衡发展有利于集中力量，发展出口，却也同时破坏了经济系统的内在协调。
在日本，汽车、家电等外向型部门日益强大的同时，其国内的商业流通、建筑和金融服务业等却由于种种保护而长期滞后不前，形成了从市场到管理的双层内外分割，并最终带来了一种奇怪的双向循环。一方面外向型部门的技术水平和生产率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不断提高，出口竞争力日益增强。另一方面，国内受到各种壁垒保护的部门，其竞争力进一步下降。但日本政府仍没有开放国内市场放弃政府干预，而是推行了旨在增加内需的低利率政策。这最终导致了国内资金大规模转向了股市和地市等“投机”市场，诸方面因素的共同作用终于引发了泡沫的生成。
韩国更偏爱对大企业的直接扶植，这种做法既产生了三星、现代、大宇这样的大企业，推动了整体经济的起飞，也带来财阀统治、政经勾结等弊端，还抑制了富有创新活力的中小企业的成长。大企业的盲目无序扩张，各企业集团的专业分工模糊不清，导致了效率和竞争力的下降。排斥外资进入国内产业，使得这些部门失去了通过竞争提高效率，而内部依赖型部门同样存在着滞后问题。于是采取了大量举借外债来支持高增长的办法。内部依赖部门效率低下和出口产业竞争力下降，又使大量的借贷资金流入了投机市场，导致泡沫的生成。
正是政府未能及时退出资源配置领域对市场的干预，导致了1997年的东亚金融危机。这场危机的实质是发展模式与体制的危机。
（二）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动态思考
格申克龙上世纪60 年代的研究证明，在“追赶型”的国家中，经济落后程度越高，政府所起的作用就越大。对于东亚国家，在“起飞”的初期，它们大都面临技术落后和市场制度缺失的问题，因而只有通过政府才能将有限的要素集中于对出口产业的扶植，在短期内迅速实现产业升级。但这些措施又导致东亚各国内部依赖型部门受到人为抑制，发展相对滞后，从而出现“内外分割”的二元体制，伴随着长期的“浓缩型”高增长，这些国家内外部门之间的不平衡现象愈演愈烈，最终出现了经济泡沫。
这似乎是一个关于政府的悖论，其实不然。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干预与发达国家不同，发达国家基于市场失灵，包括垄断、外部性、公共物品等因素，强调通过政府干预弥补市场机制内部的不足。发展中国家面临的问题是市场机制本身的不完善，即其构成要素存在不同程度的缺失，使市场的配置功能难以发挥。因此，发展中国家单靠市场机制引导经济发展，不仅力度不够，而且稳定性差，持续时间长，这就凸显出政府对经济干预的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