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主义如何在欧洲产生”系列之九
韦伯说新教促成了资本主义的产生，但他没有说明传统基督教在其中扮演的角色。我们可以说耶稣和使徒们的思想是西方精神的传统，而罗马教会的解释则代表着所谓“正统”解释。但新教思想是和“传统基督教”不同的，不然就不叫“改革”了。所以说，路德和加尔文的思想在欧洲历史上只是一个新生儿，但偏偏这个新生儿生命力极强，罗马教会在他一出世时就想扼死他，却怎么也不能得逞。他出世不到100年，就已力大无比，声势鼎盛；而罗马教会代表的传统基督教却日见萎顿，影响力不断缩小。那么，新教的魔力是从哪里来的呢？新教和资本主义究竟是什么关系呢？这就是本文所要讨论的话题。
从公元初开始，以《圣经》、保罗等使徒、圣奥古斯丁、圣托马斯·阿奎那等的思想为主体，基督教的思想体系一直保持着一种连贯性；这种思想体系从罗马帝国后期以来，一直是欧洲人民信仰和遵从的思想观念。但到了中世纪末期，也就是16世纪，情况发生了变化，以路德和加尔文的思想为代表的新教，对传统的基督教做了重大改革，而且在当时的欧洲社会上获得了相当多人的支持、赞同和接受。在本文中，我们将分析新教的教义，以及她与当时欧洲社会现实的关；并说明在学术界普遍认为的“新教伦理产生了资本主义”的观点，是对韦伯原意的一种误读。
一、因信称义的新教思想及其社会含义
一直以来，罗马教会都是基督教世界的精神领袖。罗马教会从来认为：只有自己才拥有解释《圣经》的权利。但以路德为代表的新教宣称：这个权利并不专属于罗马教会，它属于每一个基督徒。基督徒最重视的问题是“如何得到拯救？”对此，路德的回答是：因信称义。也就是说，人通过诚心诚意的对上帝的信仰，和上帝的“义”发生了联系，就可以摆脱自己的罪。一个基督徒，凡已为自己的罪诚心感到内疚的，他的的罪已得到完全的赦免。他认为：信仰就是毫不犹豫地接受和拥有福音。全体基督徒都是教士，都有资格站在上帝面前，为自己和别人祈祷，并在宗教的事情上互相开导。在这个问题上，加尔文和路德是完全一致的。
可是这样一来，罗马教会乃至大大小小的教士，还有什么存在价值呢？按照路德的观点，他们确实没多少存在必要。新教运动就是要拒不承认罗马教会的权威——不论是通过教皇还是宗教会议表现出来，新教认为《圣经》中神的启示才是唯一最高权威。新教反对教会凭它手中握有天国的钥匙，自封为上帝与人之间的中介。基督教的一个核心问题是：我怎么知道圣经中的话是上帝所授意的呢？对此，传统基督教的精神领袖奥古斯丁说：“如果不是公教权威推动我相信福音，我是不会相信的。”1而路德则以内在的体验来作证：“上帝必然在你心中说：这是上帝的话。” 2所以，只有“圣灵在内心的见证”才是圣经乃至神的启示的唯一最终证明。每个基督徒都可以有他个人的圣经，那“临到他心中”的圣经。
另外，新教还对基督教义以及基督教会的很多传统做法作出了革新。多纳德·卡根在《西方文明的遗产》中指出：“宗教改革运动消除或者严格限制了下列传统做法：强制性绝食，密室忏悔，圣物崇拜，圣殿朝拜，守夜，对死者每周、每月、每年进行的祭奠，相信炼狱，拉丁式的崇拜仪式，各式各样的宗教仪式和节日，每天必须的祷告时间，教士必须单身，教士在税收和司法上的豁免权，对教士进行的传统神学教育，关于开除教籍的一系列规定，等等。”3新教还提高了女性的地位。传统基督教认为女性的本质是淫荡的，所以中世纪充斥了大量歧视女性的文献。新教则认为女性在家庭、在工作中都是男性平等的伙伴。路德说：“设想一下没有女性的世界会是个什么样子。家庭、城市、经济活动、政府都将不复存在。” 4由于新教的这种主张，早在16世纪20年代，新教城市里的女性就获得了离婚的自由；而为了使女性免受过度的辛劳，避孕和节制生育也成为新教流行的社会中受到尊重的做法。新教还有一些重要的思想，比如“预定论”，比如给予节俭和勤劳、乃至做生意、盈利等商业行为以道德肯定。这些都是和传统基督教相悖的。
当然，新教的思想绝没有彻底和基督教决裂，它仍然遵循基督教的根本立场。路德从来没有怀疑三位一体和基督是神这两条教义。他反复强调：他与真正的基督教会是一致的。他坚信：“谁想得救，保持正统信仰是首要的，人若不能全面地、纯正地保持这信仰，他无疑就将永远毁灭。”5我们知道，基督教从来就是教导被压迫压榨的百姓们要服从现存秩序，在这个问题上，它和罗马帝国以及中世纪的国王、贵族们，立场是一致的——虽然他们之间也存在着严重的利益对立，这就像中世纪的国王和贵族虽然矛盾重重，但在压迫压榨百姓上，利益则是一致的一样。路德继承了基督教的这一传统。他曾在《论基督徒的自由》一文中写道：“基督徒是所有生物中最自由者，不会服从于任何人。”6但在德意志闵采尔农民起义的时候，他立刻变脸，他说：“即使有的统治者不正义或者邪恶，也不证明反抗就是正当的；并不是每个人都有惩罚邪恶的权利，世俗中的邪恶只能由佩剑的世俗统治者来惩罚。……上帝和世俗的正义、物质财富的分配无关。”7接着，他写了《杀人行劫的农民暴徒》的小册子，呼吁：“任何人都要服从上面的权利。”他号召人人起来把这些反叛的农民斩尽杀绝：“在暗地里或者公开场合揍打、绞死或者刺死他们，让他们记得没有任何东西比反叛者更有毒、更有害和更加像魔鬼。”8
所以，新教的思想与中世纪传统基督教思想的共同点，较之与近代思想家的共同点要多得多。他们提出的问题、采取的方法，基本上都是中世纪的，不是近代的。第一，和传统基督教一样，新教也是同意文化必须统一在基督教的感召和调节下这个观念，新教从未设想过存在一种世俗文化，在那里哲学、科学、文学和艺术各自成为一个独立的领域。第二，在教会与国家的关系上，新教也是从未设想过政教分离。第三，新教也是认为：人们必须具有统一的教理和教规，决不允许今天我们所习惯的心灵自由。所以在新教统治的地区，同样对被自己认为的异端进行镇压：异见份子在加尔文控制的日内瓦被烧死，这被日内瓦人看作罪有应得；美国的清教殖民地为了保持信仰的统一，鞭打贵格派和浸礼派教徒，然后把他们驱逐出境；托马斯·莫尔发表《乌托邦》，他设想和憧憬一个宗教信仰完全自由的社会，没有人会为信仰的不同而遭受苦难和惩罚，但他在清教的英国被处斩首，因为他不承认英国国王是英国教会的最高首脑。9
上述新教与传统基督教的这些共同点，与中国古代的儒家思想同样有很多相通之处，或者我们可以这样假设说：在一个农业文明的社会——比如罗马帝国和西方中世纪，比如中国古代，人们之间只能依靠涂尔干所说的“机械团结”的方式团结和组织起来10；那么，官方为了社会的统一、团结和安定、长治久安，就必须创造或者抓住某种思想体系作为官方的意识形态——比如罗马帝国的国教、西方中世纪的基督教或者中国古代的儒家学说；然后，官方就要用自己的政治力量，保证政教合一（在对百姓进行现实和思想上的统治方面），保证用这一思想体系进行文化统一、思想统一、信仰统一。不仅是欧洲和中国的农业文明是这样，在古代阿拉伯和古代印度，伊斯兰教和印度教具有同样的社会性质和社会功能。
要理解新教思想为何在当时的欧洲获得广泛欢迎，我们就必须了解当时的欧洲现实。第一，这一运动是对天主教教会对社会财富巧取豪夺的一场反叛。当时的教皇和主教们过着王侯般的豪华生活，低级教士则常常开设旅馆、赌场和进行其他的营业；而在出售教职上更是弊端重重，教职总是出售给出价最高的人，据估计，教皇利奥十世出售了两千多个教职；教会普遍用自己把持的宗教权利为自己谋利，教士们为他们执行的宗教仪式收取昂贵费用，而且还进行宗教特许，即只要交钱就可以免受教会法律的束缚，比如只要交一个金币，嫡亲中表之间就可以通婚。直接导致新教改革的则是教会出售赦罪券，教会声称：购买了赦罪券后，购买者在现世和死后的罪过都可得到赦免。路德对此义愤填膺，他说：“教皇今天比最富有的克拉苏家族更富有，为什么他不自己掏钱来盖圣彼得教堂，而要向穷苦的信徒伸手呢？”11
第二，这一运动符合当时的民族国家兴起的需要。民族国家兴起这一政治态势的发展，必然要求、而且能够把教皇看作是一个“外人”，不想让这个“外人”再来干涉自己的事务。新兴起的专制主义的国王们要求自己在国内的绝对权威，而且，他们希望不再让教皇在自己的领土上征税，希望自己能对教会财产征税，甚至攫取教会的财产。所以他们倾向于支持路德的思想。
第三，新教改革去除了很多传统基督教中愚昧、形式主义的成分，使其能适应文明程度已有提高的欧洲人的需要。
罗马教会不同意新教的观点。面对新教的挑战，他们在16世纪中叶召开宗教会议，坚持认为教会拥有在解释圣经上的决定权。以后虽然又不断经历各种挑战：哥白尼、布鲁诺、伽利略的天文学，培根的经验论，英国的自然神论，法国的自然主义，公开的无神论，达尔文的进化论，对宗教的客观的社会学研究，等等，但罗马教会并没有动摇和妥协。在1864年教皇颁布的《邪教提要》中，列举了80种邪说，包括：泛神论、自然主义、唯理主义、信仰淡漠主义、放任主义、共产主义、自由教士会、政教分离说、现代自由主义邪说、关于基督教伦理道德的邪说、关于教皇世俗权利的邪说，等等。并宣称：教皇乃最高权威，是永远不会错误的。从罗马帝国后期到中世纪的中期，传统基督教在欧洲占有绝对优势，反对者寥寥无几，所以不需要建立宗教裁判所；可到了中世纪末期，异端份子到处出现，罗马教会就建立了宗教裁判所，用火刑的方式来维持思想的统一。
较量的结果是：新教以其摆脱罗马教会思想桎梏的精神，以其对罗马教会盘剥腐化的反抗，以其对民族国家兴起的迎合，在欧洲获得很大成功：法国、苏格兰、瑞士、尼德兰以加尔文思想为国教；德意志和斯堪的纳维亚各国则以路德的思想为国教，英国的国教是一个模糊不清的混合体，但大体上可以归到路德的思想体系中；由罗马教会所坚持的传统基督教只在意大利、西班牙等几个国家仍占统治地位。
16世纪既是宗教改革的世纪，又是战乱和暴动层出不穷的世纪。在宗教改革的旗帜之下，涌动着的是各种利益的争斗：各国国王和罗马教会的斗争，各国国王和国内贵族的斗争，农业贵族和城市资产阶级、工商业者的斗争，被压迫压榨的农民、工人和权势者的斗争，令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在斗争中，新教人士和传统基督教人士一样的残忍凶暴，决不心慈手软。直到17世纪，战乱和暴动才渐渐平息下来，互相对抗的各种社会势力才取得一个相对的妥协和平衡。
虽然路德和加尔文本人都主张统一思想，但宗教改革却使得欧洲在事实上向着宗教宽容迈出了一大步。在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和罗马教皇站在一边，对抗信仰路德教的诸侯，双方进行了一系列的战争，最后达成妥协：“在谁的领地，信奉谁的宗教。”在法国，信仰加尔文教的胡格诺教派——他们中间包括商业和金融业中最能干的一批人，和信仰传统基督教的人爆发内战，最后法国国王颁布敕令，保障新教徒的信仰自由。在今天的西方，宗教信仰自由已成为普遍共识，但我们应该知道，欧洲人民的这一共识，是通过血与火的历程换来的，就像今天美国和南非的种族平等，同样是经历了血与火的洗礼。人们尊重自己的利益、信仰当然是再容易不过的事情，可是要自觉地尊重他人的利益和信仰，却是一件再困难不过的事。
如果说在中世纪欧洲，对基督教的统一信仰是维系欧洲人民团结的一根纽带，到了宗教改革之后，这根纽带似乎断裂了。约翰·麦克说：“路德教、加尔文教以及其他新教教派的兴起，各个新教对罗马教皇的敌视，导致了作为一个统一的基督教世界的欧洲的破裂。”12在这根纽带断裂之初，欧洲人民是不适应的，这也是当时的欧洲宗教战争不断的一个原因。后来欧洲人慢慢接受了各种信仰的人和平共处的现实，他们开始学会在分工合作的基础上团结起来。这就是涂尔干所说的，人们由机械团结过渡到有机团结。
这一点在商业发达的荷兰表现得最为明显。在当时的欧洲人还未接受宗教宽容理念的时候，荷兰人已经在17世纪实行了宗教宽容。荷兰欢迎任何信仰的人来荷兰，这在那个将统一信仰等同于爱国主义的时代，是异乎寻常的。虽然荷兰的大部分人信奉加尔文教，他们却选出一位信奉正宗罗马天主教的人做总督。结果，荷兰的工商业吸引了大量的外国资本，荷兰的银行吸引着来自欧洲各地的客户，而不同民族和信仰的商人则云集阿姆斯特丹。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在荷兰建立，是毫不奇怪的。
下面我们将分析传统基督教和新教与欧洲工商业发展的关系，说明在学术界普遍认为的“新教伦理产生了资本主义”的观点，是对韦伯原意的一种误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