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是去年学术出版社的成功之作。首先是在2000年出版（平装本出现在2001年八月），已经重印了十版——即使以商业的新闻标准来说也是一枚重型炸弹。它被翻译为五六种语言，对它的讨论跨越了学术书评到华盛顿邮报、洛杉矶时报和纽约时报的时尚摘引。
这本书的成功应该部分归功于它庄严的名字——全球化的本性与轨迹——部分归功于它的作者之一安东尼奥 奈格利所带来的对危险的迷人的暗示，作为一位帕多瓦的前政治学教授，他与1978年谋杀意大利首相奥尔多 摩罗的事件有所牵连。据说奈格利是恐怖组织“红色旅”的智囊，这个组织绑架和杀害了摩罗甚至给摩罗的妻子打过羞辱性电话。经过一系列漫长而复杂的司法程序，他所得到的处罚足以让伽利略妒忌，他被拘留在一个房子里，仅仅以“武装团伙成员”的名义。他的合作者，迈克尔 哈特，是杜克大学（这所学校曾经处于文化研究前沿阵地）的一位文学教授。哈特带来了美国知识分子愿意听到的相关知识以及在学院中被认为是优雅的对英语的亵渎。
“帝国”是哈特和奈格利对控制全球化信息、资金、人群流动的系统所起的名字，是“统治世界的专制权力”。更直接的，他们把“帝国”称为敌人。对象哈特和奈格利这样的共产主义者(他们从后结构主义的巴黎借来一套修辞方略装饰他们旧的政党路线)来说，全球化就像一记丧钟，至少它意味着资本主义和自由主义对中央集权国家计划和政治压抑的胜利。然而，他们想传达的信息，是某种革命的希望。因为“帝国”既依靠于人们从旧式的压迫中解放出来，也依靠“对规则的去中心和去边界机制”，这个最终的、最后阶段的资本主义压迫形式也终将自掘坟墓。
包含了种种流行和理论的刺激（如《国家》杂志所说的，“一次从已有教条中迁移的大胆努力”），这本书是极为引人的不连贯的一堆废话，包含了1960年代的乌托邦主义，对苏联的护教学，十足的妄想和纯粹的性冲动。对于本书所应涉及的领域，他们也没有表现出应有的知识准备，对经济学分析，哈特和奈格利手头只有最粗糙的马克思的样板文件。对有关全球化文化影响的丰富研究成果，比如文化理论家约翰 汤姆林森或社会学家罗兰 罗伯逊的著作，他们几乎一字未提。
但或许，哈特和奈格利并不感兴趣于被那些试图真正理解发生在我们眼前的时代转变的人们过于认真看待。这不是一本献给历史学家、政策专家或经济学家的书。社会学家斯坦利 阿罗诺维茨充满钦羡地告诉纽约时报，“关于《帝国》最重要的是哈特宣布了人文学科的危机，这个危机在于陈腐已遍布整个领域。”这个危机并非如阿罗诺维茨所说的那样，而是在于左翼教授，他们甚至已经开始相互厌烦，尤其是当他们在挑拣文本或社会实践来作为种族主义、阶级主义或男性中心主义的标志时。
很显然，水池里最大的鱼都已经上岸。正如阿罗诺维茨所注意到的，对《帝国》的热情或许很大程度上是沮丧的学院知识分子正在寻找一种典范，可以使他们重返阅读米歇尔 福柯时的颤抖。不管美国哈佛大学出版社这次的成功的病因学原理何在，哈特和奈格利已从中偶然发现了人们想听什么。因此推断学院左派越来越超然物外，显然是一种轻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