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78年起，在实事求是、解放思想这面旗帜下，文艺学界与别的学术界一样，开始反思过去，拨乱反正，接续“五四”的传统，立意建设文学理论与批评现代形态，至今已经走过三十年。这三十年文艺学界发生的事情，发表的文章和著作，提出的各种各样的观点，掀起的波浪，可谓纷繁复杂、百态纷呈，不是几千字可以说得清楚的。我这里想用删繁就简的方法，不论其间发生的各种枝节，仅就其大的脉络作一次梳理，最后看看我们现在走到哪里了，该如何迈出新的步伐，谈一点看法。
我认为，新时期文艺学三十年走过了由外而内、由内而外两个阶段之后，正在实现某种延伸与超越。
“由外而内”。当新时期开始之际，我们遭遇到的是“文革”时期留下的“极左”的僵硬泛文学理论。这里理论可以用“文艺为政治服务”这一句话来概括。虽然那时候还有“反映”、“典型化”、“现实主义”等几个词，但“反映”也好，“典型化”也好，“现实主义”也好，都是必须为政治路线服务的，所以说到底文艺是政治的工具、附庸和婢女。文学艺术是要继续做工具、附庸和婢女，还是要摆脱这种依附的地位，这在上个世纪80年代初爆发了一场论争。
随着思想解放、拨乱反正的进行，反思的深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上海文学》编辑部于1979年第4期以评论员的署名，发表了《为文艺正名——驳“文艺是阶级斗争的工具”说》一文，文章认为“，文艺是阶级斗争的工具”说，是造成文艺公式化概念化的原因之一，是“四人帮”提出的“三突出”“、从路线出发”和“主题先行”等一整套唯心主义创作原则的“理论基础”。“如果我们把‘文艺是阶级斗争的工具’作为文艺的基本定义，那就会抹煞生活是文艺的源泉，就会忽视文艺的多样性和丰富性，就会仅仅根据‘阶级斗争’的需要对创作的题材与文艺的样式作出不适当的限制与规定，就会不利于题材、体裁的多样化和百花齐放。”文章的作者意识到，“文艺是阶级斗争的工具”说，与文艺从属于政治的提法有关，因此提出，“工具”说离开了文艺的特点，离开了真善美的统一，从而把文艺变成政治的传声筒。虽然还不敢说文艺从属于政治的提法不科学，但强调毛泽东的“政治不等于艺术”。应该说《上海文学》这篇文章触及了文艺从属政治、文艺为政治服务的根本问题，引起了一场大讨论。从《上海文学》的文章开始，从1979年到1980年，文艺与政治的关系问题，进行了讨论，维护文艺从属于政治的学者和认为文艺不从属于政治的学者，进行了针锋相对的争辩。双方都从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里面找根据，从文学发展的历史找根据，但由于大家都只找对自己的观点有利的方面，所以当时的讨论真如“盲人摸象”，交集点很少，当然不能得出一致的结论。
这个问题的解决是从1979年召开的第四届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文代会）为转机的。邓小平在这个大会的《祝词》（1979年10月30日）中说：“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不是发号施令，不是要求文学艺术从属于临时的、具体的、直接的政治任务”“，写什么和怎样写，只能由文艺家在艺术实践中去探索和逐步求得解决。在这方面，不要横加干涉”。随后不久，邓小平又在《目前的形势与任务》（1980年1月16日）中说“：不继续提文艺从属于政治这样的口号，因为这个口号容易成为对文艺横加干涉的理论根据，长期的实践证明它对文艺的发展利少害多。但是，这当然不是说文艺可以脱离政治。文艺是不可能脱离政治的。”胡乔木在《当前思想战线的若干问题》（1981年8月8日）中，对此作了进一步阐释：“我们的一切政治归根结底都是为大多数人谋利益的手段，政治本身并不是目的”，“我们不能为政治而政治，所以也不能为政治而文艺等等”。文学和文学理论终于摆脱了禁锢的枷锁，由政治转向学术，由单一的外在的政治干预转向文艺内部自身问题的研讨。
应该说明的是，中国文艺学界所理解的所谓“外部研究”与“内部研究”，与“新批评”派的韦勒克、沃伦所著的《文学理论》所说的同样命题的意涵是不同的。中国当时文艺学界只把“政治”和“泛政治”化的那些“工具”论“、从属”论当“外”，而把文学艺术自身问题的研究都当成是“内”。80年代初起，我们讨论了形象思维问题，“共同美”问题，社会主义时代的“悲剧”问题，最重要的是再次讨论了文学的“人性”基础问题，80年代中期讨论的文学的“审美反映”问题“、性格多重组合”问题、文学“主体性”问题“，文学审美意识形态”的研究，“文艺心理学”的研究，直到80年代末提出的文学文体问题，人们似乎把这些一古脑都当成文学的“内部研究”。尽管争论始终不断，不同意见的对峙经常发生，但“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所谓的“内部研究”已经成为学术“气候”。我还记得1987年《文艺报》展开关于文学“向内转”的讨论，有人激烈反对这种“向内转”的看法，但中国式的内部研究“向内转”的观点得到了大多数人的同意，逐渐形成共识。反对的声音越来越小，最后归于沉寂。这一事件可能是中国文艺学在80年代末中国式的“内部研究”趋于成熟的标志。告别“外部研究”，转向“内部研究”(尽管此时西方文论的“内部研究”式微，新一轮的“外部研究”，即文化研究勃兴)，中国的文论家做出了符合中国国情的明智的选择，推动文学理论与批评研究的转型。90年代的“语言论转向”，叙事理论的研究，文学本体论的研究，不过是更标准的、更严格的“内部研究”而已。所不同的是，80年代的“向内转”明显带有知识分子对于社会转型的热情参与，90年代后的“语言论转向”则失去了这种参与的热情。如果我的感觉没有错的话，在中国式的“内部研究”中，“审美”、“主体性”、“语言”这三个词被特别的“放大”，所以有所谓的“审美转向”、“主体性转向”和“语言转向”的说法，文学自律的趋势，成为一种研究潮流，从这潮流中涌现的成果，虽然参差不齐，但不能不说它已经成为自“五四”以来文艺学研究的独特景观。
我想说的是，不论新时期的80年代和90年代，中国式的“内部研究”涉及对文学艺术自身规律的研究，是文艺学的一次转型。这“转型”可以概括为三个“转变”：从一家“专政”式的独语，转变为“百家争鸣”式的对话；从政治话语转变为学科的学术话语；从非常态的中心话语转变为自主发展的常态话语。这三种变化也可称为对话化、学术化和常态化。其所获得的成果虽然不能说“辉煌”，但可以说是“耀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