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五十年代后是中国人追求现代性最为急迫而激烈的时期——现代性理念与现代化运动结合得较为紧密,现代性追求与传统理念对峙激烈。对儒家经典传统的解释出现了服从于政治的外在需要的局面。传统成为现实的摹本,被置于现实政治需要的指挥棒下。
关键词:儒家经典;政治权威;现代性
本文选取五十年代后的中国历史——文化发展,1尤其是批林批孔运动,作为观察儒家经典解释命运的一个时间范围与社会背景。这个时段,正是中国人追求现代性最为急迫、同时也最为激烈的时期——既因为这是一个现代性理念与现代化运动结合得较为紧密的时期,也因为这是一个现代性追求与传统理念对峙显得激烈的时期。从解释学的内外部解释划分来看,这种解释局面,促成了以社会政治的外在需要解释儒家经典传统的解释僵局的定型。儒家思想的历史面目与内在的思想逻辑,反而不为人们重视。而且,与内部解释易于滑向原教旨主义的误区相仿,外部解释则容易走入屈从权力逻辑的泥潭:传统完全成为现实的摹本,被置于现实政治需要的指挥棒之下。这中间,又以冯友兰写作的《论孔丘》[1]为典型。因此,冯氏此书,便成为我们分析的一个相关典型个案。
一、作为泄愤对象的经典传统
中国经典传统在其自身足以自我维持的情形中,是可以从容获得解释的思想空间与政治支持的。问题是在现代的边沿上,它落到了一个与它的结构与功能具有巨大差异的现代性扩张的“平川”上,而无法继续发挥它的“虎威”:在思想解释的空间上,它急剧缩小。这既是由于它在思想整合上的能力下降,也是由于它对于思想解释者而言的吸引力的减退。同时,它在政治领域的影响力几乎完全丧失。人们的政治认同几乎与它无关,而且有将一切社会政治生活的紊乱归咎于它的趋向。大致到二、三十年代,在思想家那里,中国经典传统就显示了一种现代命运的定格态势:它成了中国人民对现代化运动迟滞的不满情绪的泄愤对象,祖宗们需要为当代中国人在现代化面前的无能负责任。于是,处于中国文化语境中、因而不得不面对传统经典说话的人士,或则只有站在理解传统的视角才能够理解现代的人士,对于传统经典缺乏一种同情和敬意。如此来看“五四”,就不难理解那时候出现“全盘性反传统主义”的思潮。[2]那个时代的思想健将如胡适、陈独秀、鲁迅,对于传统经典,均取一种蔑视的态度。这似乎预示了真正进入现代进程的中国,其思想诉求与社会政治运作方式设计,与传统处于
1这里的中国历史,指的是中国大陆的历史。对于这一段历史中的政治——知识处境,余风政近期出版的“当代中国知识分子历史命运三部曲”之一、之二——《改造》、《炼狱》有很好的记载。它可以被看作是本文讨论问题的社会历史氛围描述。河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一种对峙的关系状态之中。与这一时期思想人物的取向不同,政治人物对于传统反而采取一种亲合的立场。蒋介石出版的《中国之命运》,就将传统思想视为抵御西方“腐朽”思想的武器,将古典政治制度理念视为解除西方“假民主”诱惑的替代品。[3]但是,这并未意味着传统经典命运的改观。因为,蒋介石也只不过是借传统的“力量”来抵御西方的理念,传统在蒋介石那里也是工具化的。而且,这一取向本身,也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相冲突。所以,与五十年代之前的政治人物所取的亲合传统、抵御西方的立场相区别,思想人物拒斥传统、欢迎西方的立场与中国所处的“从传统到现代”的社会变迁相吻合。因此,当中国到了可以有一个相对稳定的社会局面开始现代化建设的时候,政治人物的这种立场,就变成与社会——思想趋势完全冲突的一种取向。一方面,思想人物反传统的取向成为主流,另一方面,政治人物也采取一种与传统决裂的姿态来为现代开辟生长空间。思想人物的激进与政治人物的激进合流。经典传统在“新社会”中的处境,就丧失了哪怕是些微改善的可能性。
作为本文论述背景的传统经典解释处境,就此可以加以描述了。在新的权势者需要将政治统治与思想统治加以统一的情形下面,对于传统经典思想的清算运动,成为一个必然要开展的政治运动,以便将新的政治理念,作为统一思想的基础。[4]从批判电影《武训传》入手,到毛泽东与梁漱溟之间的斗争,再到反对“右派”的运动,发展到“破四旧”、“立四新”运动,基本奠定了新的政治理念对于旧的(即传统的)文化理念的取代格局。而于六十年代开始,一填延续到七十年代的“文化大革命”,则是最终确立起新的政治权威对于旧的社会——政治——文化理念加以替代的一次广泛群众运动。此前基本限于思想界对于传统的清算,终于演变为中国社会试图完全脱开传统的、现代性的思想重建。
“文化大革命”,是其中最值得注意的、建立于彻底地以新的政治理念取代传统权威的意图之上的思想重建运动。从性质上看,它是一场在对峙传统经典与现代性追求的前提条件下,由政治领袖亲自发动的思想——政治运动。从思想的视角分析,在文化大革命之后的功过清算运动中,有人将之称为“大革文化命”,这里的文化,就主要是指古典文化。这种表述,确实简单明白地刻画了这场运动的文化意欲。从政治的视角观察,文化大革命旨在树立起新思想的政治权威。作为一场广泛的社会政治运动,它的社会动员规模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的,方式是现代的。结果是严重破坏了传统,使得中国人对于“现代”的接受,稳固地建立在蔑视传统的基础之上。而且,制约这场运动的指导思想,所谓与两个传统的决裂——与传统的所有制的决裂、与传统的观念的决裂,也凸显了运动的思想指向。被广泛征引的毛泽东名言“现在的社会主义确实是前无古人的。社会主义比起孔夫子的‘经书’来,不知道要好过多少倍”,[5]当然也体现了运动的主旨。由此可见,对于经典传统的清算,其实是要建立起新政权的政治权威而已。只是经典的命运就此注定要成为现代的敌人,而传统性就此注定要成为现代性的对立面,思想就此注定要成为政治的奴婢。
因此,象批林批孔那样,将思想清算与政治清洗合二为一的社会事件,才变得可以理解。本来,批判林彪,仅仅只是从政治层面着手,就可以达到政治清洗的目的。但是,五十年代以来的思维习性,决定了它不可能只是一场简单的政治清洗运动。它必须要有深层次的思想运动来为其奠基。这样,才可能达到强化政治认同的目的。于是,经典再次落到被政治利用的可悲境地。孔丘似乎顺理成章地成为林彪的政治搭档与思想伴侣。
假如思想家对于这种理路不予认取的话,那么,我们可以想象,政治家将思想运动与政治运动合二为一的意图,就会落空。问题出在,思想家也还迈进在以政治约束思想的路上。他们对于经典的阅读与解释,始终徘徊在政治要求与社会变迁约束的圈子内。批林批孔运动中,著名的中国哲学史专家冯友兰所著的《论孔丘》,就典型地代表了这一对待经典传统的态度。他的这部书,以对于儒家经典解释的两次改变,1落实到对儒家经典以政治需要否定思想涵义的基点上面。经典传统在像冯友兰这样曾经醉心其中的人士手里,变化为谴责和诋毁的对象,可以想见,经典传统在“新社会”中的命运会是如何。
在上述社会政治文化格局中,经典传统终于成为社会的泄愤对象:不但政治——思想领袖严厉拒斥经典传统,学者们对于经典严加批判甚至诋毁,就是普通的老百姓,对于经典传统也组织化地远离。经典传统从我们的现实生活中几乎完全退出了:从普遍认同的文化理念上看,经典传统代表的古典价值遭到唾弃。从制度理念上讲,经典传统吁
1这两次改变是针对三十年代冯着的《中国哲学史》和六十年代所著的《中国哲学史新编》而言的。下面会对此加以分析
求的一系列社会安排被无情嘲笑。从日常生活观念上说,经典传统提倡的生活方式与人生哲学也没有任何号召性或感召力,它从我们的教育与日常交流中消逝了。经典传统真正成为了列文森所讲的“博物遗存”了,[6]而且是完全被拒斥和批判、甚至连参观价值也不存在的博物遗存了。
说起来,对于经典传统的这种拒斥,也是一种对于经典传统的解释态度。然而,从解释学的视角看,解释的依傍本来应当有两个:一是解释者对于解释文本的理解,二是解释者对于解释周遭环境的依违。两者本来是处于一种紧张关系之中的。这对于解释的有效性才有一种保障作用。但是,解释者的周遭环境对于解释者发生直接的支配作用时,则解释就完全受环境因素的影响。尤其是解释者周遭环境中的政治因素具有一种决定性质的时候,那么,解释者就完全陷入一种政治权力逻辑的运转旋涡而不能自主。五十年代以后,中国大陆对于中国经典传统的排拒,就属于政治权力支配解释逻辑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