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本文依托于新出郭店竹简与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在比较中对先秦文献中的“情”字进行了文字学、哲学上的细密梳理。本文不仅广泛地占有第一手资料，在各种义项上搜罗全面、深入，而且打通了新出简帛与传世文献的义理关联。文章认为，甲骨文、金文中的“青”字就是“情”的本字，由“青”而“情”的演变，是中国先秦时期人文思潮不断向前推进的结果。文章立足于文本，对先秦文献中“情”字的各种义项进行了多维度的甄别与研究。
关键词：青；情；性；度；性情思想
由于近些年来有关“性情”思想的简帛文献的一再现世，“情”，这一重要的哲学范畴愈来愈引起了学界的关注。引起人们广泛关注的原因，并不仅仅在于它的重要性，更在于对它本身理解的歧义性。由于在探讨这一概念时，大家研究的角度不同，探讨的层面也不一样，因此，人们对“情”之内涵与外延的挖掘程度也是不一样的。笔者认为，有必要对“情”范畴站在先秦思想史，特别是儒家哲学史的高度作一次鸟瞰性的学术表述，以便努力地找出其中的条理性、相通性和内在必然性。
一、“情”范畴原始
仅仅从传世文献来看，先秦儒家历来就是极端重视“情”的。《尚书·禹夏书·大禹谟》曰：“惟德动天。”这个“德”字，从性情思想的角度上讲，就是《禹夏书·皋陶谟》的“九德”。所谓“九德”就是“宽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乱而敬，扰而毅，直而温，简而廉，刚而塞，强而义”。孙星衍疏曰：“宽绰近缓而能坚栗，柔顺近弱而能对立，愿悫无文而能谦恭，治事多能而能敬慎，驯扰可狎而能果毅，梗直不挠而能温克，简大似放而能廉约，刚者内荏而能充实，发强有为而能良善，此似相反而实相成，五行生克之用，圣人发阴阳以治性情之学也。”[①] “惟德动天”的“天”，在《皋陶谟》中有一个很著名的解释：“天聪明，自我民聪明；天明畏，自我民明畏。”原来，这个语境中的“天”，就是“我民”。如此，“惟德动天”就是以仁义之德，性情之真赢得民心，打动民心，说到底就是以情动人。一方面对“情”有准确的认识，另一方面又不排情，因势利导，以“德”治“情”，其目的就是要所谓的“大人、君子”能够体察人民的疾苦。《大戴礼记·哀公问》曰：“所谓贤人者，好恶与民同情。”《礼记·礼运》的相关思想更加深刻：
故人者，天地之心也，五行之端也，食味、别声、被色而生者也。故圣人作则，必以天地为本，以阴阳为端，以四时为柄，以日星为纪，月以为量，鬼神以为徒，五行以为质，礼义以为器，人情以为田，四灵以为畜。以天地为本，故物可举也。以阴阳为端，故情可睹也。以四时为柄，故事可劝也。以日星为纪，故事可列也。月以为量，故功有艺也。鬼神以为徒，故事有守也。五行以为质，故事可复也。礼义以为器，故事行有考也。人情以为田，故人以为奥也。四灵以为畜，故饮食有由也。何谓四灵？麟、凤、龟、龙谓之四灵。故龙以为畜，故鱼鲔不淰。凤以为畜，故鸟不獝。麟以为畜，故兽不狘。龟以为畜，故人情不失。
“食味、别声、被色而生者也”，这是对人的生命特质进行的界定，圣人的教化标准是“必以天地为本，以阴阳为端，以四时为柄，以日星为纪”，打通天地神人、天道与人道之间的隔限，最后又落脚在人道之上：“以天地为本，故物可举也。以阴阳为端，故情可睹也。以四时为柄，故事可劝也。以日星为纪，故事可列也。月以为量，故功有艺也。鬼神以为徒，故事有守也。五行以为质，故事可复也。礼义以为器，故事行有考也。人情以为田，故人以为奥也”。善言天者，必有征于人。从“食味、别声、被色而生”，到圣人“以天地为本”，“人情以为田”的教化思路，笔者已经看到，《礼运》对人之“情”的评价并不高。天地、阴阳、四时、日月、鬼神、五行、礼义、四灵都是为了在“人情之田”上苦心耕作而精心设置的。[②] 《礼运》又云：“圣王修义之柄，礼之序，以治人情。故人情者，圣王之田也，修礼以耕之，陈义以种之，讲学以耨之，本仁以聚之，播乐以安之。”圣人为什么要对“人情”“耕之、种之、耨之、聚之、安之”？关键是当时的经典作家们大多以为，人之“情”，走血气心知之路，难以把握，稍不留神就会流于偏失。先秦时期的各种经典中类似的记载是很多的：
隐情奄恶，蔽陷其上。（《晏子春秋·内谏篇上》）
好其色，必授之情。彼得其情以厚其欲，从其恶心，必败国且深乱。（《国语·晋语一》）
因人之情而为之节文，以为民坊者也。（《礼记·坊记》）
辞不越情，情不越义。（《孔丛子》）
人情不二，故民情可得而御也。审其所好恶，则其长短可知也；观其交游，则其贤不肖可察也；二者不失，则民能可得而官也。（《管子·权修》）
夫民有血气心知之性，而无哀乐喜怒之常。（《礼记·乐记》）
笔者过去误以为，在先秦时期，除了老子、庄子以外，[③] 先秦各家各派似乎都认为“情”在人性中是一种负面影响的因素。但是，郭店楚简的问世，改变了笔者的看法。在本文中，笔者试图以历史发展的轨迹为线索，把“情”，作为一个重要哲学范畴的演变过程展现出来，努力探究“情”在内涵与外延上的转变规律，以及这种演变的过程对中国哲学史，特别是中国性情思想史的影响，以就教于专家。
根据郭店楚简，我们知道，至少在公元前300年以前，[④] 性情的“情”字在形体上还没有定型。时而写作“青（）”，[⑤] 时而写作“情（）”（上青下心）。再根据甲骨文与金文，我们还知道，“青”字的出现要比“情”字的出现早得多，实际上，“青”就是“情”的本字。“青”字之是否已经出现于甲骨文中，现在还不能肯定。笔者目前发现之确凿的“青”字，首见于西周金文“”（墙盘），从生，井声。本义为草之青色。或作“”（吴方彝）。《说文》曰：“青，东方色也。木生火，从生丹。丹青之信言必然。”许慎这里“丹青之信言必然”，是说“青”字本身还有显明、显示的意思，所以，段玉裁注曰：“俗言信若丹青，谓其相生之理有必然也。”[⑥] 郭店楚简中的“情”有时仍然写作“青”，透露了“青”字的意义指向。正如“生”与“性”之间的演变过程，显示了人性的概念之内涵与外延不断扩展一样，“青”在引申为情感之“情”后的很长时间里，可能一直写作“青”，而真正的从心从青之“情”字则是随着人的内涵被逐渐认识之后，特别是在儒家教化盛行之后才从“青”字里面逐步分化出来的。
值得注意的是，“生”的本义是草生于地，“青”则为“生”（所生植物的颜色）之显现。从“生”与“青”的本义来讲，从形体到意涵，我们都可以看到，这本来是一对孪生的姐妹，“生”是“青”的本体，“青”是“生”的表现形式；青为生质，生由青显，生、青互证。这两个原始的字，似乎从它们诞生的那一天开始，就已经奠定了日后“性”与“情”之间互动的基调。徐复观先生指出：“在先秦，情与性，是同质而常常可以互用的两个名词。在当时一般的说法，性与情，好像一株树生长的部位。根的地方是性，由根伸长上去的枝干是情；部位不同，而本质则一。所以先秦诸子谈到性与情时，都是同质的东西。人性论的成立，本来即含有点形上的意义。”[⑦] 所谓“形上的意义”，指的就是所谓终极关怀。就是说，先秦时期的“性”与“情”的思想不仅刻划出了心性的渊源，而且也概括了人之所以为人的终极意义和目的，它从本体论的角度指出了终极的实体与原因，它是人由之生化而又向之复归的始基，是人之生命的奥秘和底蕴。因此，郭店楚简的出土，为我们提供的并不仅仅是探讨性与情两个字形体上的起源与构造的机会，更重要的是，它为我们再一次反思先秦儒家人学思想的宗教性，提供了契机。
中国先秦时期的传世文献中，“情”字的意涵绝大多数并不是情感的“情”，而是情实、质实的意思：“鲁有名而无情，伐之必得志焉。”（《左传·哀公八年》）“与人交，多伪诈，无情实，偷取一切，谓之乌集之交。”（《管子·形势解》）“慎维深思，内观民务，察度情伪，变观民能，历其才艺，女维敬哉。”（《大戴礼记·文王官人》）丁四新博士最近撰文指出：“目前关于郭店楚简《性自命出》篇的‘情’大概有三种意见，第一种意见说此‘情’是情感义，第二种看法认为它既有情实义，又有情感义，第三种观点认为‘情’属于此性与外在世界相关联接的有倾向的反应，并且具有强烈的情感意味。”[⑧] 这种思想的游弋不定，或者说左右摇摆的状态，增加了目前人们理解的难度。这种情况反应在“情”字的书写上，就时而写作“青”，时而写作“情”了。
郭店楚简中把“情”字写作从青从心，上青下心的情的地方就很多了：（《性自命出》第29简）、（《语丛·一》第31简）、（《语丛·二》第1简，共四例）、上海博物馆藏《战国竹书·缁衣》中的这个字写作，较为特别）。[⑨] 同样的造型我们在长沙马王堆帛书《老子》（甲一二一）中也看到过，写作 俫，很明显，这个情字是发展到后来的、比较规范化后的造型。从郭店竹简到马王堆帛书，这个字大致差不多，都是从青从心，上青下心，很富于直观性。[⑩] 这个上下结构的原始造型，使我们一眼就看出，这是一个表示心理情绪的字，其本义就是由内心直接显明、表现出来的情绪、情感。[11] 因此，《礼记·礼运》所称“何谓人情？喜、怒、哀、惧、爱、恶、欲，七者弗学而能”，“情”字的本义已经演化为可以抽象概括所有具体情感的表现形式了。“弗学而能”者，天生之质也。可见，《礼运》的作者是在强调“情”也是人与生俱来的本性。《荀子·正名》曰：“性之好、恶、喜、怒、哀、乐谓之情。”直接称谓情是性之好恶、喜怒、哀乐的显发。虽然从整个的判断来看，可以直接断定，性就是情，但是，毕竟情是性的表现形式，二者已经有了根本的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