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汉书》记载，汉武帝元狩四年曾向会稽地区大规模移民。这在中国移民史和历史人口地理研究中，都是一项重要事件。前人研究一向认为《汉书》的记载有误，事实上并不存在此事。本文首先从史料学角度，论证《汉书》记载可信，不存在文献讹误；继之从会稽地区的接纳条件，论述移民会稽的可行性；最后从西汉前期东南地区的边防形式，论述了朝廷移民会稽的深层动机，即徙民实边，以抵御越人的侵袭。本文同时还阐释了这次移民的迁出区域，并指出瓠子河决造成的持续水灾，是促使朝廷移民的直接原因。
【关键词】汉代移民人口地理军事地理
汉武帝徙民会稽，事见《汉书·武帝纪》：
（元狩）四年冬，有司言关东贫民徙陇西、北地、西河、上郡、会稽，凡七十二万五千口，县官衣食振业,用度不足，请收银锡造白金及皮币以足用。
这次移民的迁入地点，陇西、北地、西河、上郡四郡，都在汉朝的西北边地，独有会稽一郡，位于东南。会稽当时地广人稀，经济、文化发展水平大大落后于中原地区，大批迁入中原移民，对于这里的社会发展会产生重要影响。
后人较早关注这一事件，注意到徙入人口对会稽社会发展影响的人，是清朝乾隆时期的学者王鸣盛。他在《十七史商榷》卷九列有“徙民会稽”条，叙说此事：
元狩四年，徙关东贫民于陇西、北地、西河、上郡、会稽，凡七十二万五千口。会稽生齿之繁，当始于此。约增十四万五千口也。
《汉书·武帝纪》所记徙民会稽一事，是目前所知自中原移民会稽的最早记载，王氏特别重视它对会稽人口增长的意义，应当说还是具有一定见识的。然而，王鸣盛由此推论，“会稽生齿之繁，当始于此”，这却显得有些勉强。因为在汉武帝这次迁移的“七十二万五千口”人当中，究竟有多少人迁到了会稽，并没有具体的记载，王鸣盛说的“十四万五千口”，同样没有任何文献依据。有人曾怀疑这“十四万五千口”数目，出自王氏捏造[1]。王鸣盛学识有限，与其盛名远不相副，诚属事实，不过他还不至于荒唐到向壁虚造的程度。实际上这应是王鸣盛用“七十二万五千”这一总数，除以陇西等五郡郡数，而得出的每郡平均迁入移民数量。像这样把数学平均值，视为会稽郡的实际移民数额，作为历史学者来说，是很不妥当的。既没有迁入人口的数额，又没有提出原有人口的基数作比较，就径行提出“会稽生齿之繁，当始于此”的观点，显然过于轻率。不过，尽管具体数字无法确定，但是在这“七十二万五千口”总人数中，哪怕只有十分之一、二十分之一，甚至三十分之一迁入会稽，对于当地的社会发展，也会产生很重要的作用。
现代的一般历史学著述，多是简单陈说《汉书·武帝纪》的记载而不加辨析[2]。至葛剑雄先生《西汉人口地理》一书，始列专节讨论这一问题。葛氏经考辨分析后认为，《武帝纪》“会稽”二字应属衍文，事实上并不存在汉武帝徙民会稽一事[3]。稍后出版的业师史念海先生着《中国历史地理纲要》，同样认为《汉书·武帝纪》“会稽”有误[4]。这两位先生，都是中国历史地理学界的权威学者，所以，至少在历史地理学界，否定汉武帝徙民会稽的看法，似乎已经成为普遍认同的定论[5]。
汉武帝徙民会稽，不仅仅是会稽一郡，同时也是整个江南地区大规模移入中原居民最早的记载，因此，我们应当慎重对待。
一、从史料角度，看汉武帝徙民会稽的可信性
当代学者视《汉书·武帝纪》所记“会稽”二字为衍文，是因为在其他相关文献中，都没有提到这次移民的迁入地点包括会稽郡。
这些文献首先是《史记·平准书》：
山东被水灾，民多饥乏，于是天子遣使者虚郡国仓廥以振贫民。犹不足，又募豪富人相贷假。尚不能相救，乃徙贫民于关以西，及充朔方以南新秦中，七十馀万口，衣食皆仰给县官。数岁，假予产业，使者分部护之，冠盖相望。其费以亿计，不可胜数。
《汉书·食货志》记此事除个别文字略有出入外，内容完全与《史记·平准书》相同，贫民的徙入地点都没有提到“会稽”。
其次，《史记·匈奴列传》有涉及此事的相关记载云：
浑邪王杀休屠王，并将其众降汉，凡四万馀人，号十万。于是汉已得浑邪王，则陇西、北地、河西益少胡寇，徙关东贫民处所夺匈奴河南新秦中以实之，而减北地以西戍卒半。
《汉书·匈奴传》所记除个别文字外，内容也是完全与《史记》相同，同样没有提到“会稽”。
基于上述情况，葛剑雄先生认为：“从史料角度分析，《史记·平准书》及《汉书·食货志》的记载是可靠的，而《汉书·武帝纪》中‘会稽’二字当系传抄时窜入。”
这样看待有关史料记载的歧异，当然也有一定道理，但是在上下文中根本找不到相应文字的情况下，何以会凭空窜入毫不相干的“会稽”二字，单纯从文献校勘角度来看，使人觉得颇有些费解。
上述史料可以划分为三组：第一组，只有《汉书·武帝纪》；第二组，为《史记·平准书》和《汉书·食货志》；第三组，为《史记·匈奴列传》和《汉书·匈奴传》。
首先让我们来分析《汉书·武帝纪》。初看起来，《汉书·武帝纪》的记载不像《食货志》和《匈奴传》的记载那样，可以在《史记》中找到史源，似乎显得有些薄弱。但是如众所周知，今本《史记》早已佚失司马迁《孝武本纪》原本，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孝武本纪》，是两晋间人用《封禅书》补缀而成的赝品[6]。它与司马公原本，已经毫不相干。对比今本《史记·孝武本纪》和《汉书·武帝纪》，可见《汉书·武帝纪》纪事原原本本，详瞻明晰，价值远远超过《史记·孝武本纪》。班固撰著《汉书》，自有可靠文献依据，不能因其比《史记》晚出即不予采信。
至于《汉书·武帝纪》徙民会稽的记载，是否属于衍生的文字，也需要首先注重文献学的依据。葛剑雄先生在论述这一问题时已经注意到，《通典·食货典》引述东汉崔寔《政论》，谓“武帝遂徙关东贫民于陇西、北地、西河、上郡、会稽，凡七十二万五千口”，与《汉书·武帝纪》的记载完全相同。葛氏认为，崔寔这些话，应当完全是在转述《汉书》的记载。崔寔为东汉桓帝时人，去班固之死不过几十年时间，而所见《汉书·武帝纪》就与今本相同，记有移民会稽史事，所以单纯从文献学角度来看，似不宜轻率揣测“会稽”二字为传抄过程中增衍而来[7]。
《史记·平准书》的记载与《汉书·食货志》雷同，二者之间存有因袭关系，这是显而易见的事情，但是却未必一定是《食货志》因袭《平准书》。近人崔适之《史记探源》，尝谓《史记》“八书皆赝鼎”，并谓其中自《律书》以下包括《平准书》在内的六书“皆后人取《汉书》诸志补之也”。后来曲颖生先生又撰文伸畅其说，进一步论证《平准书》与《封禅书》、《河渠书》等是直接移录《汉书》相应各志[8]。所以，《史记·平准书》的记载，是不是真的早于《汉书·食货志》，还是一个需要深入探讨的问题。但不管怎样，至少可以在这里暂时抛开《史记·平准书》成书年代早于《汉书·武帝纪》的问题，看看是否一定如葛剑雄先生所云，是《食货志》可靠而《武帝纪》衍有“会稽”二字。
辨析利用史料，首先应当明了其一般记述方法，这就是所谓古书通例。这样才能避免因过分关注自己所研究的题目，而造成先入为主的偏见。纪传体与编年体史书，在叙述形式上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就是记述同一史事，往往采用详略互见的办法，在不同的篇目，分别予以表述。本纪与志、传之间，常常互有详略，需要相互参照，才能得到某一史事的全貌[9]。
本着这一叙事通则，我们可以看到，《汉书·武帝纪》是按照本纪逐年记述大事的要求，具体而又简洁地记述了元狩四年这一年实际发生的移民事件，包括移民迁出地——关东，移民身份——贫民，移民迁入地——陇西、北地、西河、上郡、会稽五郡，移民数额——七十二万五千口。与此相对应，《汉书·食货志》则是本着志书记述典章制度原委的要求，通盘交待这一事件的缘起和经过。所以，《食货志》需要先说明不得不向其他地区迁徙贫民的原因：关东地区遭受严重水灾，多方救助仍无法解救饥民；后面又要交待官府对移民假予产业、进行安置的具体措施及其影响。这些都是本纪当中没有的内容。而对本纪中已经交待过的具体移民地点，却不再详细列举，只是举述其大宗移居地点，笼统地说是“徙贫民于关以西，及充朔方以南新秦中”，同时也把移民数量由“七十二万五千口”这一非常具体的数字，笼统地说成是“七十馀万口”。二者之间，详略互补的用意是显而易见的。
再具体分析移民迁入地点问题。《食货志》云“乃徙贫民于关以西，及充朔方以南新秦中”。这里的“及”字应训作“以”[10]，意即迁徙贫民到关西，以充实朔方以南新秦中地区的人口。所谓新秦中，是指秦始皇在秦昭襄王长城以北新拓展的疆土，包括汉代的朔方郡，还有西河、北地、上郡诸郡的一部份地区，说详史念海先生《新秦中考》[11]。新秦中的地域，含有《汉书·武帝纪》讲到的“北地、西河、上郡”三郡，却不包括陇西郡在内，而上面引述《史记·匈奴列传》以及《汉书·匈奴传》，都讲“徙关东贫民处所夺匈奴河南新秦中以实之”的前提，是“陇西、北地、河西益少胡寇”，与《汉书·武帝纪》的记载相参证，陇西郡肯定是这次移民的迁入地点之一。所以《汉书·食货志》记述的移民迁入地点，显然只是在讲这次移民最主要的迁徙方向，而不是它的所有地域。这样看来，《汉书·食货志》没有提到会稽，应当是与没有具体谈及迁徙到陇西的移民一样，只是一种叙述上的省略，而不能据此推断根本没有向会稽移民。
至于《汉书·匈奴传》的记载，重点在于这次移民活动与防御匈奴的关系，其所记移民迁入地点，大致与《汉书·食货志》相同，与《武帝纪》的记载，同样是详略互见的关系，这里就无需赘述了。
分析过《汉书》各相关部分的叙事关系，应当有理由相信，即使按照大多数人的通行看法，是《汉书·食货志》沿用《史记·平准书》的记载（《汉书·匈奴传》当然是沿用《史记·匈奴列传》的记载），在司马迁的《史记》原本里，《孝武本纪》也应当与《汉书·武帝纪》一样，记有元狩四年移民会稽一事，即《史记·平准书》与佚失的《史记·孝武本纪》原本之间，应当存在着与《汉书》形式相同的详略呼应关系。
其实，早在清朝末年，王先谦已经注意到，在《汉书》的《武帝纪》与《食货志》之间，对于这一徙民事件的记述，文字存在出入。王先谦同样没有考虑到叙事详略互见的古书通例，认为二者之间，应有一误。但他同时又提出了另外一个需要解释的问题，这就是所谓“关东”的地域范围，本来应当包括会稽郡在内。
假若确是如此，那么《汉书·武帝纪》所说的徙关东贫民于会稽，就成为从关东向关东移民，行文显得不够合乎逻辑。所以，在《汉书·武帝纪》“关东贫民徙陇西、北地、西河、上郡、会稽”的纪事之下，他很困惑地写道：
据《食货志》，以贫民尚不能相救，乃徙于关以西，及充朔方以南新秦中，衣食皆仰给县官，数岁贷与产业。会稽自在关东，志未言及，未知纪误或志漏也[12]。
王先谦的困惑提示我们，对于这次移民的迁出地“关东”，与迁入地“会稽”之间的关系，还需要进一步予以阐释，才能从文献学角度，理清《汉书·武帝纪》徙民会稽记载的可信性问题。
在秦汉时期，关东与关西，是两个最重要的区域概念。区分这两大地域的界标，是位于今河南灵宝的函谷关。关东与关西各自包括的地域范围，并不完全确定，要根据它的具体使用情况，加以分析。
扬雄在《方言》中阐述各地语言特征时，往往首先用“自关而东”、“自关而西”来对全国的地域做第一级的分别，显然是分别包括有函谷关东、西两侧所有地区。战国时秦与六国东西对峙争雄，列国之间，纵横捭阖。李斯说秦王，谓“关东为六国”[13]，东汉人文颖称“关东为纵，关西为横”[14]；东汉人高诱则进一步解释说：“关东地形纵长，苏秦相六国，号为合纵。关西地形横长，张仪相秦，坏关东纵，使与秦合，号曰连横。”[15]东方六国包括函谷关以东绝大部分区域，而李斯、文颖、高诱以“关东”相称，说明在这里“关东”的用法，大致与《方言》之“自关而东”相同，也是泛指整个函谷关以东地区。
函谷关位于崤山谷地，所以，秦汉时还普遍用崤山来作为区分这东、西两大地域的界标，分别称关东、关西为山东、山西。如西汉初贾谊在《过秦论》中反复讲到“山东”，称“秦并兼诸侯山东三十馀郡”、“山东虽乱，秦之地可全而有”、“山东豪俊遂并起而亡秦族”[16]，都显然与前述“关东”所表述的大区域意义相同，包括战国时关东列国的所有疆界范围。又东汉时班固在《汉书·赵充国辛庆忌传》赞语中称：“秦汉以来，山东出相，山西出将。”而据《后汉书·虞诩传》记载，邓骘云东汉时有谚语云：“关西出将，关东出相。”这更可以直接说明，关东、关西与山东、山西，是完全可以相互替换的同义地域概念。
不过，“关东”或“山东”有时还被用来表述更为狭小一些的地域。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里，把全国划作四个大的区域，分别为山西、山东、江南和龙门、碣石以北。如上文所述，这里“山西”与“关西”同义，“山东”与“关东”同义。这种划分，应当是基于社会的一般习惯。按照这种区域观念，龙门－碣石一线以北和大江以南的“大山东”或“大关东”地区，显然不包括在这里的“小山东”或“小关东”区域之内。
前引《汉书·武帝纪》讲徙“关东贫民”，《史记·平准书》却记述这些被迁徙的饥民，是来自遭受水灾的“山东”，两相参证，已经可以充分说明，《汉书·武帝纪》所谓“关东”，同样完全可以与“山东”相互替换，二者表述的是同一地域概念。
引起武帝元狩四年这次移民的“山东”水灾，灾情极为严重，致使当地持续歉收数年，以致“人或相食，方一二千里”。为此，汉武帝在几年后的元鼎三年，又不得不“令饥民得流就食江、淮间”[17]。这说明这次遭受水灾并引起徙民的“山东”，是来自淮河以北，并不包括江南地区。
《汉书》和《史记》的相关记载，没有明确交待引发这场水灾的原因，实际上应与黄河的决口泛滥，具有直接关系。汉武帝元光三年，“河水决濮阳，泛郡十六”[18]。由于受灾区域广泛，灾情严重，武帝当即“发卒十万救决河”，但是却未能奏效。这次黄河决口的具体地点为濮阳境内的瓠子，《汉书·沟洫志》记云：
孝武元光中，河决于瓠子，东南注巨野，通于淮、泗。上使汲黯、郑当时兴人徒塞之，辄复坏。是时武安侯田蚡为丞相，其奉邑食鄃。鄃在河北，河决而南则鄃无水灾，邑收入多。蚡言于上曰：‘江河之决皆天事，未易以人力强塞，强塞之未必应天。’而望气用数者亦以为然，是以久不复塞也。
直到元封二年四月，汉武帝亲临瓠子，督率群臣身预其役，这才结束这场持续二十三年的灾害[19]。
由于河水长期泛滥，“自河决瓠子后二十馀岁，岁因以数不登，而梁、楚之地尤甚”[20]。所谓“梁、楚之地”是指汉初的梁、楚王国。《汉书·沟洫志》说河决于瓠子后，“东南注巨野”，这巨野泽周围正是梁国的属地；《汉书·沟洫志》又说泛滥的河水“通于淮、泗”，而淮河以北的泗水两岸地区，正是楚国的属地。可见巨野泽周围和泗水两岸地带，是遭受黄河水灾最为严重的地区。在瓠子决口的这二十三年间，随着降雨量的增减，灾情时缓时重，故“岁因以数不登”，元狩三、四年应当就是其中灾情较重的一个时期，而元鼎三年汉武帝诏准灾民就食江淮时，《史记·平准书》更明确讲到，饥民流移的原因是“山东被河灾”。
明确元狩四年汉武帝所迁徙的关东贫民，是遭受瓠子河决水患的灾民，具有很重要的意义。首先，是藉此弄清了前人未能深入探究的这次大规模移民的具体迁出地域，为巨野泽周围及其以南以泗水为中心的淮河北岸地区。这一点，不仅可以非常具体地确认，武帝所徙“关东贫民”，与江南略无关涉，而且还复原了西汉人口地理格局中的一项基本内容。其次，可以看到，这批来自淮北梁、楚故地的移民，向南渡过淮河、长江，很容易进入会稽地区，远比迁往西北边地，要近便许多。所以只要从其他方面考虑有这种需要，距离与交通条件，并不成问题。前述元鼎三年时武帝诏准梁、楚灾民得以流移于江、淮之间，就是因为基于地缘关系，灾民自然要向这一方向移动。
以上论述表明，《汉书·武帝纪》记载从关东向会稽迁徙灾民，用的应当是上述“小关东”的概念，其具体迁出地点，是河、淮之间的梁、楚旧地。会稽所在的江南，既是与此“关东”并列的地理区域，《汉书·武帝纪》谓自关东徙民于此，便没有任何逻辑抵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