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 要 本文认为：中国历史上首征茶税是在唐德宗建中年间，其后虽一度停罢，然至贞元九年又复征茶税，并一直延续到唐亡。税茶是唐政府政治危机、财政匮乏的产物。在实施中，税率逐渐提高，范围不断扩大。由于唐政府的横征暴敛，导致了私贩茶叶活动的兴起，尽管唐王廷制定了严酷的刑法，但并没有消除私贩。
关键词 唐代征茶 具体时间 原则变化 私贩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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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上首次开征茶税是在唐代，然而封建史家的记载错漏百出，十分含混。本文从唐代始征茶税的时间、征茶原则的变化、茶商的私贩活动三个方面加以考述。
一、始征茶税的具体时间
茶税肇于唐代，唐代又起于何时？其实作为地主政府的横征暴敛，早在天宝末年以后就已出现了。《通典》卷11《杂税》记载：
自天宝末年，盗贼奔突，克复之后，府库一空；又所在屯师，用度不足。……其后诸道节度使、观察使多率税商贾，以充军资杂用。或于津济要路及市肆间交易之处，计钱一千以上，皆以分数税之。自是商旅无利，多失业矣。
既然地方官吏已在交通要道、贸易场所征商税，那么茶叶作为商品的一种，自然也就列入征税范围之中。可见茶叶征税早在安史之乱时就有了。不过这种暴征，只是地方官府的行为，尚非唐代中央政府征茶的开始。
唐代中央政府征茶始于何时呢？史籍记载颇有歧异。兹略录如下。
《唐会要》卷84《杂税》云：
建中元年（780年）九月，户部侍郎赵赞请置常平轻重本钱，从之。赞于是条葵诸道津要都会之所，皆置吏，阅商人财货，计钱每贯税二十文，天下所出竹木茶漆，皆什一税之，充常平本钱。时军用稍广，常赋不足，所税亦随尽，竟莫得充本储积焉。
《旧唐书》卷12《德宗纪》曰：
建中三年九月丁亥，“判度支赵赞上言，请为两都、江陵、成都、扬、汴、苏、洪等州署常平轻重本钱，上至百万贯，下至十万贯，收贮斛斗匹段丝麻，候贵则下价出卖，贱则加估收籴，权轻重以利民，从之。赞乃于诸道津要置吏税商货，每贯税二十文，竹木茶漆皆什一税一，以充常平之本。”
《旧唐书》卷49《食货志》称：
（建中）四年，度支侍郎赵赞议常平事，竹木茶漆尽税之。茶之有税，肇于此矣。
《旧唐书》卷49《食货志》载：
贞元九年（793年）正月，初税茶。先是，诸道盐铁使张滂奏曰：“伏以去岁水灾，诏令减税。今之国用，须有供储。伏请于出茶州县，及茶山外商人要路，委所由定三等时佑，每十税一，充所放两税。其明年以后所得税，外贮之。若诸州遭水旱，赋税不办，以此代之。”诏可之，仍委滂具处置条奏。自此每岁得钱四十万贯。然税无虚岁，遭水旱处亦未尝以钱拯赡。
上述记载自相矛盾。其一、唐政府征茶时间到底是德宗建中年间，还是贞元年间？其二、如果是建中年间，究竟又是哪一年呢？关于第二个问题，笔者知识浅陋，无从考证。好在建中年间时间不长，仅有4年（780～783年）。姑且称之为建中元年，或笼统称之为建中年间。但第一个问题是可以弄清楚的。对此，《资治通鉴音注》作者胡三省解释说：“榷茶之说，始于赵赞，至张滂而始行。”〔1〕清人罗士琳也持这一观点，他认为：“建中三年，赵赞上言竹木茶漆皆什一税一，以充常平之本；至贞元九年，初税茶，又从张滂之奏，盖始于赞，行于滂，盐铁既开其利，而计及于他货，亦必至之势也。”〔2〕两位史家都把税茶说成“至张滂而始行”，是不大妥当的，但他们把税茶分为两个阶段则是可取的。根据他们的提示，正确的说法应该是：唐政府正式税茶是在唐德宗建中年间，当时茶与竹木漆同列入课税之中，还不是专为茶而设税的，但不管是同列，还是单列，这毕竟是中国历史上中央政府首次开征茶税。此次征茶，从历史渊源来说，它是唐政府对地方官府苛捐杂敛的延伸，即征税者由过去的地方官府，而改为中央政府；范围亦由过去的地方征税，而改为全国征税。从实施时间来看，自建中年间开始，至兴元元年（784年）停罢，至多只有四、五年时间。其间由于爆发“泾原兵变”，当时参加兵变的士兵攻入长安，高呼“不夺尔商户僦质，不税尔间架、除陌矣”，〔3〕公开反对苛捐杂税。兵变之后，唐政府为平息民愤，被迫于兴元元年下令：“其（指赵赞）所加垫陌钱、税间架、竹、木、茶、漆、榷铁之类，悉宜停罢。”〔4〕故实施时间不长。而贞元九年则是唐政府第二次征收茶税，此次是专门为茶而设税的。以后唐政府不但从未停止过征收茶税，而且征税的原则也有很大的变化。
二、征茶原则的变化
唐政府为什么要征收茶税呢？无论是建中年间的赵赞，还是贞元年间的张滂，他们的解释似乎完全是为百姓着想的。美其名曰：一、“充常平之本”；二、“若诸州遭水旱，赋税不办，以此代之。”事实上这完全是骗人的鬼话，就连封建史家也不会相信。“时军用稍广，常赋不足，所税亦随尽，竟莫得充本储积焉”，“然税无虚岁，遭水旱处亦未以钱拯赡”，就是最好的揭露。翻开中唐以后的历史，可以看到，安史之乱后，地方藩镇割据，兵革连绵不息，沉重的军费支出，统治者的奢侈靡费，庞大的官僚集团供养和贵族的挥霍浪费，已是政府帑藏空虚，财政入不敷出。于是封建政府杀鸡取卵，多方搜刮，这就是当时征茶的原因。《新唐书》卷51《食货志》有段记载，是个很好的说明：
自天宝以来，大盗屡起，方镇数叛，兵革之兴，累世不息，而用度之数，不能节矣。加以骄君昏主，奸吏邪臣，取济一时，屡更其制，而经常之法，荡然尽矣。由是财利之说兴，聚敛之臣进。盖口分、世业之田坏而为兼并，租、庸、调之法坏而为两税。至于盐铁、转运、屯田、和籴、铸钱、括苗、榷利、借商、进奉、献助，无所不为矣。盖愈烦而愈弊，以至于亡焉。
既然唐王廷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征收茶税的，那么作为一项苛捐杂税，它的征税原则的变化，客观上也就是唐代政治风云的晴雨表了。按照德宗贞元九年税茶的基本原则，在“出茶州县，及茶山外商人要路”设置税场，“定三等时估，每十税一”，商人在产地纳税后，即可通行全国。按什一税率，当年征茶税，“得钱四十万贯”。但征茶原则并不是一成不变的，相反在以后的发展中是屡屡变化的。总的趋势是税率不断提高，范围逐渐扩大。提高税率的办法，或者是变相多征，诸如穆宗即位之初，即以国用不足为由，对盐、酒、茶等税“每贯除旧垫陌外，量抽五十文”〔5〕的额外加征。虽然时间不长，但终究是一种加征。或者是赤裸裸的增加税率，较为重大的有三次。
第一次在穆宗长庆元年（821年），时“两镇用兵，帑藏空虚；禁中起百尺楼，费不可胜计。盐铁使王播图宠以自幸，乃增天下茶税，率百钱增五十。”〔6〕此次增茶税将过去的每千钱征收百文，骤然提高到一百五十文，实际增加了百分之五。
第二次在文宗大和九年（835年）。此前唐政府实行茶叶专卖，时王涯判两使，“令百姓移茶树就官场中栽，摘茶叶于官场中造”，“旧有贮积，皆使焚弃”，〔7〕这种破坏生产、垄断产销的恶劣行径，激起人民的极大愤慨。“甘露之变”王涯被诛后，唐政府根据朝臣令狐楚之请，被迫取消专卖，“复令纳榷加价而已”。〔8〕此次增加，税率多少，史无明言，但加税却是事实。
第三次加征茶税：武宗即位，盐铁转运使崔珙又增江淮茶税，是时茶商所过州县有重税，或掠夺舟车，露积雨中，诸道置邸以收税，谓之‘拓地钱’。〔9〕
通过多次提高税率，唐政府的茶税收入明显提高。贞元九年，唐政府第二次征收茶税，当年收入为四十万缗，经过近六十年的搜刮，茶税翻了一番。史书记载：“开成元年（836年）……山泽之利，……举天下不过七万余缗，不能当一县之茶税。”〔10〕宣宗大中年间（847～860年），“天下税茶增倍贞元。”〔11〕按贞元九年复征茶税为四十万缗、那么至大中年间茶税当不下八十万缗。这八十万缗税，浸透了劳动人民的血汗，也是唐王廷横征暴敛榨取人民的罪证。
税率提高的同时，征税的范围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如上所述，茶商在产茶现场和茶山要路纳税后，本不必再交税即可通行全国，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商人所过州县皆有重税稍有不逊，即掠夺装载茶叶舟车，使之露积雨中；地方官吏乘火打劫，纷纷置邸店以税茶商，谓之“拓地钱”。为了说明唐代统治者税中有税，重重征税，再举二例。“大和七年（833年），御史台奏：‘伏准大和三年十一月十八日敕文，天下除两税外，不得妄有科配，其擅加杂榷率一切宜停，令御史台严加察访者。臣昨因岭南道擅置竹綀场，税法至重，害人颇深。’”〔12〕“开成二年（837年）十二月，武宁军节度使薛元赏奏：‘泗口税场，应是经过衣冠商客金银、羊马、斛斗、见钱、茶盐、绫绢等，一物已上并税。今商量，其杂税并请停绝。’”〔13〕由于中央政府与地方官吏的横征暴敛，导致了私贩茶叶活动的兴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