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的大规模移民，在中国人口分布格局、经济变迁与文化发展史上都具有重要的意义，近年来出现了引人注目的成果①。本文试图揭示南宋移民对城镇市场发展的作用，这种作用的产生与发挥则从不同历史时期移民特征的比较人手进行分析，南宋移民的特征又从特定的社会经济背景中来把握，以期从更大的视野对移民的历史形态及其与经济变迁的互动形成清晰的认识。本文聚焦于移民数量最大的江南地区，以临安的事例具体分析这种作用的深度；在宏观层面上，则从南宋江南市镇兴起的移民动因进行考察。本文在资料运用上也力求有所突破，挖掘了宋史学者有所不及的明清方志中辑录和反映的宋元史实，并利用宋元话本的细节描述。
一，南南宋江南的移民特征
移民具有不同类型，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与社会经济环境中移民的形态及其作用迥异。移民经济可能出现边缘化、或主流化、或有机融合三种趋势②。在历史上，移民及其后裔容易形成自我封闭性群体，东晋的南迁家族与侨州郡县是其极至。客家人在闽粤赣地区，筑土楼自保，在语言、习俗等方面自我延续。在近代的东南亚穆斯林社会，华侨华人相对独立地发展，强烈地表现于移民及其后裔的内部网络化联系。南宋移民形态与社会经济的制约表现如何呢?
两浙路是宋代经济最为发达之域，形成以杭州为中心的区域市场体系。随着宋廷南迁临安，成为最大的移民接收地，“四方之民云集两浙，百倍常时”③。南宋江南的北方移民为数之巨在历史上是少有的，移民的迁入不是一次性，而是源源不断的连续现象。这一基本特征已为学术成果所证实。本文要强调的是，与以往的移民潮相比，南宋移民的政府强制色彩较弱，家族共同体在移民中的作用也不强，由此形成自身的特色，进而发挥不同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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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吴松弟在《中国移民史》、《中国人口史》的辽宋金元时期卷(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中全面论述了南宋北方移民及其对南方经济与文化的影响，程民生(《宋代地域经济》，河南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则强调了北方文化尤其是开封文化向南方的传播。
②西方殖民者在美洲，将土著印第安人赶向山林，反客为主，移民经济主流化。欧美唐人街则是一种典型的边缘经济形态，海外华族作为少数民族相对独立于主流社会之中。泰国等地的华族则与当地居民有机融合，华族经济成为当地国民经济的有机组成部分，不可分割。
③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85。
政府强制性迁徙与家族举族而迁，定居后往往形成凝固性与封闭性的经济单位。历史上曾多次迁徙豪强，唐代长安尤为突出。这是一种政府的制度性安排。两晋之交的移民南迁，则往往是举族而迁，筑坞堡自固，东晋政府实行侨州郡县制，以集中安置大部分北方移民。世家大族作为汉魏以来社会经济的基本单位，在迁徙过程中及定居后进一步加强，宗主、豪族与所谓宗亲、乡党、部曲、门徒、义附等逐渐结成不可分割的牢固整体“乡族集团”①。
南宋江南的移民，虽然史载多称“扈从南迁”，但大多不是政府强制性的统一安排；虽然也有举族而迁，但不复为主流形态，移民多以个体与小家庭为单位。白话小说中，南迁者多是小家庭，常见者二三口而已②。这与个体小农家庭经济的成熟与独立性增强相关，同时也与市场的发展相关。个体小农家庭经济体至宋代已趋于成熟，对人口迁移的影响，一方面表现于个体小农家庭经济体在北方的成熟，家族与庄园的经济功能弱化，已经不是社会经济的基本单位，也不再成为移民单位。另一方面表现于个体小农家庭恢复和重建经济体的能力增强，江南现有的经济基础已足以容纳小家庭单位的开发，甚至可以说是如鱼得水，不像东晋时期必须以乡族集团为单位才足以进行经济开发。移民抵达后，通过租佃或购买小块土地，就能较快恢复个体农耕经营。市场的发展也有利于移民的迁徙与谋生。水陆交通与运输工具，沿途市场补给，使小家庭能完成迁徙行为。依靠江南市场的机会与潜力，在城镇内外或交通要冲处启店谋生，或做点小生意，像《夷坚志》中不少此类事例一样，以小本经营也能迅速在城镇市场获得谋生之资。小家庭容易为城市接纳，大家族成员统一在城中安插则要困难得多，因而他们往往选择市镇定居。
同时，不可忽视的是，除了北方移民之外，来自其他地区的商业移民、谋生移民，以及江南区域内的人口流动，为数也很可观，尤其是临安等大城市。市场的发展过程，不仅是商品流通的过程，也是劳动力、资本及其所有者的流动与配置的过程，在南宋人口分布、市场格局的大变动中，南方和江南区域内的人口迁移与资源空间配置加强。农业人口中分离出一批工商业者和非体力劳动者，流转各地，寻求谋生之资。例如福建，“居今之人，自农转而为士、为道、为释、为技艺者，在在有之，而唯闽为多。闽地褊，不足以衣食之也，于是散而之四方。故所在学有闽之士，所在浮屠老子宫有闽之道释，所在阛阓有闽之技艺”③。许多福建技艺人员与商人就来到了江南，特别是临安，发达的市场为他们谋生与营利提供了机会。明清时期引人注目的商业移民，实际上宋代就已开始。区域内的人口流动，同时与城市化进程相伴随，就是一个农村人口迁居城市的过程，所谓“自村疃而迁于邑，自邑而迁于郡者亦多矣”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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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胡阿祥《东晋南朝侨州郡县的设置及地理分布》，《历史地理》第八、九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葛剑雄《中国移民史》第二卷，第十章第二节。
②话本《冯玉梅团圆》、《卖油郎独占花魁》、《西湖三塔记》、《错斩崔宁》、《沈小官一鸟害七命》、《金玉奴棒打薄情郎》、《乐小舍拼生觅偶》等，主人公家庭，少则二三口，多则三四口。本文所引话本，出自《宋人小说七种》、《古今小说》等，经考证多源出宋代。
③曾丰《缘督集》卷17“送缪帐干解任诣铨改秩序”。
④《宋会要．食货》70之106。
北方移民迁入江南后没有形成家族或政府控制下自我封闭的社群，数量之巨使移民没有边缘化，没有形成与原住民相对隔绝地或相对独立地发展，而是迅速融人当地社会，相当部分进入城乡市场，仰赖原有的市场体系为生，并扩大了市场规模。南方和区域内的流动人口与工商业移民更是如此。在江南，南北习俗与各地文化相互融汇，商品生产与技术共同发展，市场获得进一步发育。流动人口和移民似乎与工商业有着天然的联系①，侨居异地，唯求迅速谋生致富，不惧市场风险，善于捕捉市场机会。还值得指出的是，这种移民，脱离了原居地的人际氛围与文化环境，脱离了在一定程度上受制于这种环境的观念约束与人际约束，因而有可能自由开放一些，有可能突破传统的制约而形成开拓创新意识②。移民容易突破旧有的框框，生存的压力使他们更具开拓意识与创新精神。
移民的特性及其外部环境与历史条件，决定了移民经济的作用。江南经济发展水平与市场体系基础，为移民提供了生存空间。江南遭金兵血洗，人口剧减，移民填补空白，迅速恢复了江南经战乱破坏而中断的市场体系。不仅如此，移民的需求与市场活动，宋廷驻跸临安所形成的新的机遇，促进了江南市场的发展，临安城市市场表现尤为突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