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如何提升金触监管的效率”：加强金融监管力度“一直是金融界和理论界探讨的热点问题。本文拟从我国改革的特点入手分析其对金融监管效率的影响，得出我国金融监管需要选择”合理性标准“。现阶段金融监管中存在的一系列问题随着改革的推进与市场经济的深化将逐步得到解决。
[关键词]金融；监管；低效；分析
金融监管。作为保障金融体系安全运行、防范金融风险的必要手段，历来是各国政府和金融监管当局十分关注的问题。对于监管机构的设立。监管权限的约束，以及监管标准的制定都是十分审慎的。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上金融危机的频繁爆发，更是使得各国政府和金融监管部门将监管重点从合规性监管转向对金融风险的控制与预防。我国的金融监管自中国人民银行独立行使金融监管职能以来，监管体系不断完善，监管力度也逐渐加强。但就监管效果而言，却不尽人意，消极金融现象时有发生。关于监管低效的原因是综合性的，本文从金融体制改革的路径选择与金融安排上。分折造成目前监管低效的必然性。
一金融监管所面临的压力
长期以来，我国的大多数金融机构以单纯追逐资产的增长作为自己的经营战略，完全依赖于表内业务的增长，而忽视了表外业务的发展，金融创新不足，导致金随机构资产效益低下。对新的资金来源过度依赖，使高息揽存的行为时有发生，严重扰乱了我国的金融秩序，也使得金融监管陷入了困境。
首先，从金触机构的行为来看。方面，由于市场竞争日益加剧，优质资产的总置有限，与金融机构资产增长欲望无度，形成尖锐矛盾，致使金融机构的优质资产占比下降，信贷风险持续增大，有问题贷款普遍增多，资产风险不断攀升；另一方面，金融机构为维护其市场形象与公众信誉，从而提高其必须资金的能力，不得不相应降低成本控制预期，用超负荷的成本费用掩盖长期积累起来的资产风险。这些都使得金融监管面临隐性风险的挑战。
其次，金融机构面对市场竞争，也愈来愈重视发展表外业务与金触创新。这无形中又增加了金融监管的难度。金融创新的动力大多来源于规避金融监管，这就要求金融监管要不断发展以适应新的要求。既要审视监管范围是否有效，更要改进与创新监管手段。
再次。巴塞尔银行委员会于1999年发布了《新资本充足率框架》征求意见稿，对于规范与统一全球银行监管标准做出了进一步的努力。它主要通过三个文柱来控制银行风险，其中特别强调了监管当员对象个银行资本变动状况进行持续性检查的重要性与凸现市场监督在控制银行风险方面的作用。这就要求对银行监管文化方式与技术等方面进行重大改革。从而使对资本充足率的评估从仅仅以比率为基础的静态标准转向更全面、更符合实际购动态考察方法。在不久的将来。监管者不但需要对技术创新、新金融工具的产生及全球性金融井购风潮作出快速的反应，而且需要在业务监管方面与国内外的有关监管当局密切协调与合作。这将是来自于金融全球化的巨大压力。
我国的金融监管如何加大力度，迎接这三大挑战，是迫在眉睫。否则。加入wTo后，国外金融业送入中国市场，那时所面对的将是一个更为复杂的环境，下面就金融体制改革路径与金融制度安排对金融监管的影响进行分析。
二渐进式改革路径带来的金融监管低效 .
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是一种渐进式的改革，即试图在不触动原有利益格局的情况下，缓慢推进改革步伐。20年的经验与成果也充分证实了渐进式路径选择的正确。但是，相对于前苏联、东欧，我们的成功是源于初始条件的不同。还是改革方式有异呢？就此。国内外经济学家看法存在较大差异。其实人们忽略了贷币化水平差异这一重要的条件。正是由于人们强调初始条件时，未考虑货币化水平的差异，因此金融因素就不能进入研究视野，而事实上，在改革过程中，随着则政支持型经济向金融支持型经济的转轨，金融因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日渐显著。如果把货币化水平或金融因素放入视野之中。则渐进式改革路径的选择正是源于初始条件的差异。换言之，就是由于金融因素的差异。
可见，金融因素差异决定了改革路径的选择，也决定了。金融体制改革本身将采取渐进式的改革模式。由于在渐进改革中需要巨大的金融支持。从某种意义上也就限制了金融体制的激进式模式的选择。也正是如此，才使得金融业一方面要为渐进式改革提供支持，另一方面又不得不在自身维艰的改革模式中产生金融监管低效的必然无奈。
1.经济体制改革依赖于弱金融的强力支持。必然导致监管低效。改革初期，国有企业的市场负愤串接近80％。其中80％的企业达到90％以上；在20世纪8D年代后期90年代初期。银行注入国有企业的净资金流量高达GDP的7％—8％。另据肖耿的研究，在中国每年所注入的生产与投资资金中，预算资金的份额由 1972年的92.3％降到1991年的24.2％，这种减少在流动资本中尤为显著由1972年的57.2％下降到1991年的0.6％，而国有银行在新注入的资金中所占份额则由7.7％上升到75.8％。其中流动资本占比更是由42.5％上升到99.4％。1996年国有银行所注入的生产与投资资金占比为84.6％。其中流动资本占比为99.3％。这一系列数据，无一不昭示着体制内的增长与体制的平稳过渡都源于金融的巨额支持。再来看中国经济顺利转轨过程中存在的巨额金融补贴。在1985—1994年间，通过财政渠道给国有企业的各类补贴约平均折合GDP的5.63％。其中各年财政补贴从1985年占 GDP的7.5％下降到1994年的2.2％，与此同时，通过国有金融渠道的隐性补助却在迅速上升。单单以低利串信贷和末归还本金形式统计的金融补16就占GDP比重平均为1.72％。1992年高居3.6％。其次，在财政补贴中，也含有一部分金融的贡献。这是因为国家财政也同样从国有金融那里获得了大笔的金融支持。据统计，1987-1995年间，中国公共部门（包括政府预算与国有企业）的赤字平均占GDP的11.16％，而通过金融渠道融资占GDP的比重高达7.09％。另据有关资料显示，国有银行对国家财政的金融支持一直是国家控制金隘的主要收益，平均占总收益的比重为55.55％，1996年其总额达到4067.7亿元。这其中有相当一部分转化为国有企业的补贴。再者，国有企业对国有银行的过度负债和大量不良债权，事实上也是国家对国有企业的一种金融补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