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外债的终结，距今已有50年了；在此50年里，中外学人对此作了认真的研究，成果累累。个人孤陋寡闻，总有感距离全面、确切重现史事和予以科学评价还有一段途程，而似处于‘行百里者半九十’的状态。个人对之也有兴趣，不时冒出一些想法，既是期盼，也有困惑，且写将出来分四项；即：一、中国接受外债和借款政策的演变；二、外国谋华总战略下的对华贷款政策；三、中外形势演变激荡中的中国外债的形成及其规模、结构，和四、一些想法和困惑；以与同行交流。
一
直到1840年，清王朝夸称富有四海，遇财政紧张时，尽可从四海之内额外敛取，无需乎借；又孤傲自赏，不屑与它国(除了周边邻国)交往，更说不上与之发生借贷关系了，它不单没有债，根本没有借债的观念。即使某些地方当局，如当年开放通商所在地的广东地方当局有责令行商向来华洋商挪借些许，总例由行商负责，认定是私债，非国家公债。
1840年，英国以暴力洞开我国国门，迫使清政府承诺赔款之余，表示可以把赔款债务化，意图把国际借贷关系塞给中国。户部认为无害民生，有裨榷务，一度动心；清廷本其从速了结这次战争的方针，尤恐后遗纠葛，不予理会地给以拒绝。
清王朝的威信既以无能保国卫民而扫地以尽，国内固有的激化着的多种矛盾在异国频频入侵的直接、间接的触发下，1851年以太平军起义，点燃了反清星火，并迅即由捻军、会党、苗民、回民等起义而几乎烧遍整个中华大地。1853年春太平军攻占南京，江苏巡抚薛焕急谋防堵，在军费罗掘俱穷中一再奏陈清廷，拟向上海外商借款以济急；清廷不置可否，他也不敢轻于一试。同时，户部官员苦苦哀鸣：军兴三年，糜饷数千万两，连正常行政费用也无法开支，经奏准、进剿之饷，由各省统兵大员就地经营筹划。①这样，同年秋，上海地方当局为亟谋反扑正占领县城的小刀会义军，由苏松太道吴健彰向英商以‘赊价’雇募船艇于事后转作借款一笔，报经清廷认可。②清王朝为挽救自己垂危的统治生命，在无可奈何中开始尝试外债了。从这时起到1865年的十余年间，除了江苏地方当局又再度借款外，广东、福建两省，也一再仿行。举借外债虽已成为事实，清政府仍多顾虑，以为如果‘各省效尤，难得不滋生轇轕’，或认为‘洋人视此最重，亦难保不致纠缠’，它在传统观念的束缚中，言不由衷地坚持‘借银之说’中国断无此办法，认为此举与‘国体有关’，换言之，即认为有失国体、有损国格。
这些年间究竟举借了多少笔、若干量的外债，由于成债的文书一般都规定‘本息偿清，借据退销’。已经‘退销’的借据或迄未发现或早已毁失都有可能；且以有原件可凭、记录可查的为准，计有十余笔。这些债项无论就单项或总量说，数额都不多，平均每笔不足库平银20万两，借期也短，四个月、三年不等。这些债项，与鸦片战争前广东地方当局通过行商并以行商名义向同地洋商临时挪借的周转之款，没有多少实质差别，但以有关地方当局出面并以其地的关税收入作为担保，开始形成国债的雏形。
人民大起义行将被清政府镇压下去而尚未全被镇压时，国家东南海域，屡遭外来势力的骚扰。1872年，西班牙以菲律宾群岛为基地，扬言进攻台湾；l874、1875两年，日本发动了一次，也是第一次武力侵华进犯台湾的行动。接着，在西北新疆，中亚浩罕部落人阿古柏在当地农民起义的动乱中入侵新疆，建立所谓汗国。清政府面对如此局势，为整备东南海防，举借外债以济急需，如1874年沈葆桢以办理台湾等处海防大臣的职衔，奏准向英籍汇丰银行举借《福建台防借款》一笔。左宗棠调任陕甘总督，奉命‘西征’，即‘沥陈’陕甘饷需‘艰窘’，各省协解恐不能[如期]，要求援例由关督出印票，督抚加印，向洋商借银充饷成案’，筹借钜款，‘以期集事’。清廷完全同意：‘自应照准该大臣所请’，‘妥速办理，以利大局’。③左宗棠即据此在1867-1881年间责成在上海办理后勤的委员胡光墉，与设于当地的英商怡和洋行、丽如银行和汇丰银行，作成以《西征借款》为名的六笔总额为库平银1595万两的借款。接着，法国侵入越南，并进逼我国国境，清政府为在沿海备防并自卫还击，需添置船艇军火及饷需，向汇丰银行、麦加利银行等机构举借了名为《滇桂借款》、《援台规越借款》、《福建海防借款》、《广东海防借款》等多笔借款。
上述借款需加强调的有两点：一、《西征借款》是清廷明令准借的，意味着清政府把外债作为‘调剂周转之款’，开始定作一项政策；《福建台防借款》不再像截至当年所有贷款由贷方本身提供，而是在伦敦金融市场向公众发行中国债券募集，这是中国政府公债在国外金融市场募集债项的首次，同时，意味着我国的外债开始具有近代的性质。
二、《西征借款》以关税作担保，在形成过程中，左宗棠在上海关税务司费士莱(G．H．Fitz．Roy)拒不签署作梗下，经奏准清廷转令总理衙门通知海关总税务司赫德(R．Hart)，转给上海税务司照常签署。赫德旋以他职司管理关税，在发给各口税务司‘通札’：地方当局向外国商人与银行借款‘非经本总税务司批准’，各关税务司拒绝签署任何期票，或提供任何性质的帮助；谕旨批准一笔借款，如果没有总税务司的准札，各税务司就得十分明确地拒绝证明任何抵押品的效力；从而被其僭夺了决定准否借款的部分大权。④
1875年前后十年间，国内先进士子如马建忠、薛福成等人，或作为公民著书立说，或受聘为高官幕宾提供政策建议，在详引欧美事例之余，力主借用外债。他们虽不排除为筹饷而借外债，更强调用借款来促进国内生产事业，特别是建设基础设施如铁路等等。他们认为若能如此，‘阳为借债之名，实属用洋人之本’，‘谋华民之利’；‘术虽补苴’，只要‘参酌得中’，乃‘气数转移之机’、‘国家振兴之兆’。⑤这些言论和主张，对化解举借外债为与‘国体有关’的陈腐观念，既起着积极作用，也使清政府初步认识到对外债应积极地对待．其功用并非限于缓解一时财政之急，更可利用之促进生产、增加国富．福建巡抚丁日昌为促进台湾地区的开发，把借洋债设铁路列作要政之一，与丽如银行作了洽商，可以说是一次实践；但陈旧意识并非一朝一夕能解决，此所以同时又出现‘户部总署皆以不借洋债为然’的动态。丁氏借款的失败倒并非由于‘不然论’的阻挠而是‘丽如’索利过高，给以拒绝。但潮流所向，这次虽未借成，不久，清政府准许为支持招商局、为建设铁路……，都通过借债方式以利用外资的。 但是，清政府虽有借外债以兴利的决策，日后在外力的干预下总难以悉如已意地贯彻实施。
经过辛亥革命，民国的北洋政府对外债在最初几年沿袭清王朝的政策行事，也同被外力粉碎无遗之后，它再无明确的政策，如果通过其行为所表现并被当年财政当局所说的是：‘仰外债以度岁月’。国家机器须时时仰外债以资润滑才能运转的危境，且日益深化恶化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的前后十余年间，终落到总统府、国务院的[度日之资]，都有待借款；各派军阀又需索军费‘贪而无餍’，陷财政当局一当‘逢年过节，便难以度日’的局面，⑥只得沿门求乞似的向京津外资银行乞求贷款垫款等等。 正有如时论所抨击，北洋政府对外债无政策只是有奶即是娘和‘败家子’借款方式。⑦
还在1924年，中国国民党在其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制定的政纲中关于外债，针对时弊，郑重声明：‘中国境内不负责任之政府如贿选、僭窃之北京政府，其借外债非以增进人民幸福，乃为维持军阀之地位，使得行使贿买，侵吞盗用此借款，中国人民不负偿还之责。其它的既成外债，则当在使中国政治上、实业上不受损失之范围内，保证并偿还之’；⑧同时，确定了政策原则，外债作为引进外资的一种方式，决定利用以促进国家经济的发展。
1927年国民党掌权执政，在其几次召开的代表大会和其它会议上，一再重申如上所述政纲的精神。国民政府于尔后几年里进一步转化为具体政策。并付诸实施；直至日本对我发动全面侵略战争，中止进行；转行决策以增强反侵略的战力，兼求得到政治的道义的声援，以多交友，少树敌为方针多方寻求国际贷款，诸行动。
二
资本主义列强既以暴力把中国作为它们的一个最后新市场，来华贸易的商人除从事其贸易的本业，出于稳定深化市场的动机，准备着随时做些其它什么。太平天国势力逼近上海，该地洋商即向地方当局表示，愿垫支款项以‘济饷需’；其它口岸也有类似行动。在华的外籍公职人员或外籍的中国公职人员则与之配合。如左宗棠奉命‘西征’，拟向外商借款，英国驻福州领事通告英侨注意这个机会，闽海关法籍税务司且迳以‘助饷’为名，向左宗棠兜揽贷款。
中国动乱局势行将平定，有远程前来中国谋求贷款利益的。1869年，曾首任中国海关总税务司李泰国(H．N．Lay)就是一个。顺便指出，他活动未成后转往日本，与彼邦谈妥为建筑铁路提供贷款一笔。
进入70年代，中外局势都有突变。首次世界经济危机于1873年爆发， 中国国内持续20年之久的动乱于1875年终于被平定下来了。资本主义国家为缓解其经济危机的困境面对中国作为一个市场的秩序在渐趋恢复，群思 把中国不单当作一个商品市场，兼是一个资本市场，而形成一种舆情。在 国外，如在英国的报刊上和在国内外人所设的英文报纸中，议论纷纷，认为加强 对华输出资本，包括通过贷款的方式，不单是缓解危机后萧条困境的办 法，也比单纯从事于贸易为有利。除了言论，还有行动。而与此同时，在 它们相互之间并出现了竞争的形迹。如中国举借第六次《西征借款》，中英间正交涉马嘉理案，英国公使威妥玛(T．F.Wade)出行‘阻借’，德国 商人起行‘兜揽’，言有‘钜款愿借’，⑨威妥玛记在心里，在终于取得这次贷款利益之后，乘机又向李鸿章提出：中国今后举借外债，应予英国以优 先权；⑩德国公使巴兰德(Max.A．V，Brandt)闻讯警惕，向中国当局表 示：不能使英国特享此项权益，如此等等。
1882年资本主义再次发生世界危机，接着的是长期持续的萧条。一些 国家谋求解救其国内经济困境，在谋输出资本中很看重对华提供借贷资本。1884年，法国对华挑起侵略战火，接着提出媾和条件之一：接受法国钜额(其数量从最初l2．5亿法郎而减为8，000万法郎，又转为银l，000万两)贷款。⑾其它各国对华提供贷款的竞争，旋即急剧展开。美国驻华使馆参赞何天爵(C．Hocombe)函致总理衙门。表示：‘向美商总借中国库平是银2，000万两’，每年不过‘五厘起息’；又受费城辛迪加和白银集团支持的美国商人米建威(Mickiewicz)既与李鸿章商谈共同设立华美银行，又表示愿意提供贷款2，500万两。德国资本家除了组织一个强大的辛迪加于1884年组团来华活动，贴现银行则既派人来华‘揽办借款’，又请中国驻德使馆为之代为‘通达’、‘关说’。
中国经过甲午战争国势一落千丈，资本主义列强顿加蔑视，认为中国随时可能成为大国手中的玩偶，对这个幸存下来的帝国，只不过拥有纯粹名义上的独立和完整，叫嚷应该抓住这个‘大好机会’、‘干净利落地解决中国问题。’怎么解决?‘由欧洲有关的几个国家加以瓜分’ 。它们除了主要采取军事手段——炮舰政策，提供贷款也被认定是足资配合运用的一种手段。国际借款的单纯的经济行动，加上了严重的政治色彩。从此，它们的对华贷款，既成为其谋华总战略的一种产物，又是谋求配合实施其总策略的一着。
甲午战争的硝烟还在飞扬时，俄国沙皇尼古拉二世认为中国败局已定，即亲自主持会议，决定‘即与中国开始谈判’，为清政府有可能清偿对日赔款提供‘帮助’，以期实现‘使中国依附于俄国的状态’。俄国资本主义到这时虽有了相当的发展，要说其国内已有富余或‘过剩’的资本，则距离尚远。财政大臣维德(S．Witte)奉命，于是即令圣彼得堡国际银行董事罗启德(M．Rothotein)到法国巴黎设法，并终与法国金融组织联络一起，共同向中国提供《俄法借款》一笔。英国为谋增强其在中国已有的声势，通过赫德，在就近深入了解中国政情后，还在这次战争进行中，由他传给英国资本势力一个讯息，要他们为提供对华贷款加紧准备，并联络德国与中国做成了《英德借款》、《英德续借款》各一笔。
利用贷款作为资本主义强国实现其谋华总战略的一着，最明显的莫过于它们继19世纪最后几年在华展开‘利权掠夺战’，各把在华建路当给一种特权掠夺到手之后，接着于本世纪初与中国政府达成先后如芦汉、津浦等等一批铁路借款合同和1910年代初的又一批铁路借款合同。
资本主义列强策划瓜分中国的猖獗活动激起中华民族的愤慨反击，这次斗争虽然失败了，也教训了这些强者：具有五千年文明的中华民族不可轻侮。美国于是提出并经其它国家认同，对我国改行实施所谓门户开放原则并展开活动。就贷款说，英法德美四国施加外交压力挟制清政府与该四国银团所组成的国际银团于191 1年上半年签订签币制实业借款和订湖广铁路借款的合同。这些借款单对美国说，用当年美国一个参议员的话：美国不仅仅‘主张门户的开放’，而且从这一举动获得了某些结果。⑿
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专制政制；资本主义列强继续谋求控制中国的发展方向。民国临时政府初意为‘善’辛亥革命之‘后’举借一笔钜款，国际银团谋独揽此项，接过善后的旗帜，相对于此词在英文上改用Reorganization；露骨地企图以此贷款为杠杆，重新组织中国向着它们所想要的方向发展。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欧美列强卷入欧洲战场，日本认为这是实现其称霸‘东洋’的‘天佑良机’，除了频繁采取、交互兼施军事的、外交的手段，提供贷款一着也被认为必要且有效的一着。寺内内阁(1916年10月一1918年9月)挟制北洋政府接受的一系列借款，即习称的‘西原借款’，就是该内阁阴怀‘夜叉心肠’，出以‘菩萨面孔’的结果。寺内卸任后对此项借款作了自我评述：‘本人在任期间借与中国之款，三倍于从前之数；实际上扶植日本在中国之权利，何止于十倍于二十一条。寺内作此语原为自我辩护，不管他是否含有自夸、比较是否恰切，但于中可以看出一点：他在这一期间是把贷款的作用与外交、军事手段同等看待，不分彼此，只是因应时宜，认为是否更有效的区别。
日本在一战时图谋实现其最终征服中国的总战略，而所采取的着着活动，一直遭到其它强国的嫉视。还在这次大战将结束而尚未结束时，美国出头，提出重新组织国际银行团的建议，英法当即赞同，日本则极不情愿而在形势所逼下最后决定有条件的参加。四国之间经几年谈判交涉，最后达成妥协，一个旨在按各成员国的外交政策行事，竭力独揽中国贷款(后规定实业借款除外)的新四国银团于1919年成立了；并旋成为在经济方面贯彻执行‘华盛顿会议体制’的一个执行机构。然而，四国虽然原设想联系在一起的利益会比它们间互相竞争、分离的利益来得大，但在组成一体后，尽管商定了行事规则，并不意味着它即拥有统一的政策。它们在所面临的各个问题上，经常不能一致；相反，每多冲突。结果新银行团虽谋定独揽中国贷款并制定多个方案计划，还多次派人来华活动，都没有转化现实。
时栘势易，经过1929年经济大危机的资本主义列强为谋把过剩商品倾销国外，再次认定中国是一大市场，企图以对华提供贷款使具有购买的实际能力，并作了试探。过不久东西方法西斯势力挑起战争。欧美诸国首先为其国家利益谋，需要支持中国；乃在贷款上，改具善意，不取作一种侵害中国的手段。